华盛顿共识的影响

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的教条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最初，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在1998年的著名文章中提出，“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智力型的教义，它的“成功”在于简单明了、重点突出、便于操作。只要掌握了几个最主要的经济指标，例如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便能做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华盛顿共识”对经济转轨国家所产生的误导表现在哪些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政策的得与失、利与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等，始终是国际学界和俄罗斯精英们争议的焦点。实际上，它涉及的是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径、道路的理论论争。“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在当时成为一些转型国家执政党的主导思想。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俄罗斯政府与学术界围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与政策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大致形成了两大不同的派别。一派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政府派，即激进民主派，也是当时俄罗斯的主流派别，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俄罗斯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叶利钦和盖达尔等人荒谬地认为，一旦俄推行经济和市场自由化，为经济提供充分竞争的条件，俄经济就能走出危机。这一派主张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指导俄罗斯转型，主张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减少政府的作用。另一派是以俄罗斯科学院为首的一些学者所组成的“学院派”，即与政府观点对立的派别。他们赞同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认为应该采取有政府参与宏观管理的渐进改革方式，主张走“特殊的俄罗斯道路”。执政的民主派在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影响下坚持认为，只要市场能够自由配置资源，就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但是，转型国家的问题恰恰在于，改革的预想与实际的结果相去甚远：对于从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你不能假定这些隐含的市场制度自然存在，所谓“转轨”就是要创造这些制度。著名学者热若尔·罗兰在回答“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未能预见到俄国问题的严重性”时，他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观念和缺乏科学的转轨经济理论。在缺少科学理论的情况下，一些人相信教条，错误地认为只要全面放开，迅速削减政府规模，市场就会出现，经济就会增长。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这些人相信，只要政府放开管制，市场就会魔术般地出现。但是，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如果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国家机制解体，不仅经济状况会恶化，市场经济的实施实际就没有了依靠。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转轨中的“休克疗法”的深层根源，是冷战遗留下来的“道德热情”和对冷战“胜利”的陶醉，他们试图一劳永逸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干净的、纯粹的私人所有制市场经济”。这种思想是雅各宾式和布尔什维克式的狂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模式的翻版。与改革的西方顾问所承诺的“即将到来的俄罗斯经济的繁荣”相对比的是，俄罗斯(以及东欧大部分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和经济规模的严重下降。 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作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在这些国家的改革初期，市场化和民主化，民主、民主化和民主政体，如多党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等，都被视为俄罗斯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和目标。有些美国学者依据中国和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实践，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经济改革而言，民主化是最优的政治制度吗?当需要进行激烈的社会变革时，专制是不是比民主有效?在他们看来，叶利钦的民主政府却遇到了种种困难，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巨大成功。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在国家专制方面衰败得更加急剧，社会无序上升得更加严重；在俄罗斯，经济专制减少的初始影响是极度的经济非组织化，秩序和法律的缺乏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在中东欧国家，民主制度被认为是获得了成功。他们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和俄罗斯民主政府的失败，这一鲜明对比为一党制作了一种好的宣传。基于这个比较，国际上一些权威学者提出了“无序”和“专制”的概念，认为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控制无序；另一方面，需要抑制专制。这些研究表明，一些经济学家以往对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化与民主化改革的看法，陷入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经典”，要求市场经济不能离开西方基本民主制度的制约，因此，在俄罗斯等国快速推进民主政治。但是，俄罗斯在转型后虽然具有了民主政体的形式，但是在国家专制方面却衰败得更急剧，社会无序变得更严重。俄罗斯转型后的现实却是：有民主的形式而没有自由的内容；另一方面，来自亚洲国家经济改革的现实却是：在西方人认为的缺乏民主的亚洲一些国家如中国和越南，现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却取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因此，一些西方学者试图寻找一些新的说法，来解释产生于转型经济中的这个“谜”。2004年初，当俄罗斯进行议会选举的时候，有的议员质问普京：为什么中国吸引的外资达到500多亿美元，而进入俄罗斯的外资却大大低于中国？普京的回答是：要向中国学习。这个事实让一些人解释说，西方的投资者宁可喜欢专制、但有稳定的政权，而不喜欢民主、混乱的国家。在转轨初期，受西方“指导”俄罗斯等国转型的过程中，相当多的一些西方政要和学者混淆了转型的过程与实现的目标。大多数人对于转型的过程与目标的认识是欠缺的，即使对最终目标是清楚的，也还有一个如何过渡和达到最终目标的问题。在当时，西方经济学家建议的都是关于“目标是什么”，而对于如何达到预想的目标，也缺乏许多来自转型实际的经验。 以“华盛顿共识”复制的转轨经济的政策内容，大体涵盖以下方面：(1)市场和内外贸易的快速自由化，“快速而全面地消除价格监督”，“尽快转向开放的、非集中的监督和货币体系”。俄自1992年1月全面而急剧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管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被大大缩减；(2)国有企业的全盘私有化，“所有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归结为包括几乎全部企业的私有化”。迅速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旨，是打造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广泛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3)宏观经济稳定化，减少财政赤字，严格限制贷款和货币发行，将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均让位于货币紧缩政策。此外，“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也被认为是俄罗斯转型的一个核心方面，其实质是：效仿和依赖西方的援助，即：俄罗斯必须引入和效仿西方市场经济特别是美国模式，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尽可能多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这些则是叶利钦时代俄激进民主派由盖达尔政府提出、此后为各届政府实际推行的社会经济转轨政策的主导思想。波兰改革的早期，也深受“华盛顿共识”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普遍认为，市场化首要是企业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并且要紧缩银根，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对税率及汇率加以合理管理调节，这样市场经济就可以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