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1岁半丧母，10岁丧父，他由家里的亲戚抚养成人。1844年他进入喀山大学学习法律与东方语言，但是从未取得学位。1847年他中断学习回到亚斯纳亚・博利尔纳(Ясная Поляна)晴园，希望经营晴园同时自行安排学业，他给贫苦农民送茅草，但随后就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的社交场所中，终于欠下了一大笔赌债。1851年托尔斯泰和他的兄长一共前往高加索当兵，此时他可以尝试写作，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分析。1852年他参加了一场战斗，表现勇敢，且发表了小说《童年》，透过小主人翁单纯的内心世界的细腻描写，展示了一位聪颖、敏感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1853年托尔斯泰读到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非常钦佩。1854年托尔斯泰被调往多瑙河战线，并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这段时间他继续分析自己的成长历程，写成了《少年》和《青年》成为研究他思想成长的重要资料。并将自己的战争经历写成《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发表之后很受欢迎，他开始在文学界小有名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都对他抱有很高希望。1855年11月托尔斯泰离开军队回到圣彼得堡，这一段时间他很矛盾，他重新投入娱乐圈子，酗酒好赌，而同时他自己又清楚的觉得不能再如此，并对别人类似的行为大加挞伐。这种偏激的个性使得他很快不被文学圈子所容。最典型的就是他与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性情温和，使托尔斯泰对他抱有一种父辈的感情，非常赞赏他的天赋，希望他不要虚度光阴，认为如果他不浪费自己的天才的话将比任何人都有成就。青年的托尔斯泰有时候和对方相处很好，但是也常发生激烈的争吵，最终导致两人1861年的长达17年的决裂，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屠格涅夫令人厌烦……他才华横溢，但他就像一个依靠管道送水的喷泉，你始终担心他会很快断水枯竭。”青年时代托尔斯泰自幼就开始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5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中考试不及格，第二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痴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浓厚的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担任炮兵连长一职，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 ，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的落后的清晰认识。对于19世纪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但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非常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并且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等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但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1862年34岁的托尔斯泰与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托尔斯塔娅结婚，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希布宁却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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