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治理的话题，明确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及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中，社会治理的体系优势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位于群防群控的第一线的社区治理模式。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间我国城市地区主要实行单位制度，单位制度时期是通过国家控制单位，单位控制个人的方式实现国家的权力和统治。而社区则是在城市单位制改革和解体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的社会组织管理方式。所谓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
社区是社会的一部分，如果社会治理不好，社区想做到独善其身也很难，同理如果社区治理不好，这个社会也不会安定。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社区是老百姓居住的场所，若是城乡社区的服务和管理能力越强，社会治理的基础就越实、越牢。所以，某种意义上说，社区治理能够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
一方面是政府对社区治理放权不够。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迅猛发展，城市功能大大增强，但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仍然习惯于计划经济下传统的管理方式，有些权力习惯于自己揽着，怕放下去下边管不好、管不了。另一方面是社区类型单一，未必能适应全国各地的不同情况。当前，从全国范围来看，政府作为行政核心，拥有对社区主要的管理权，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既是政府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又是调节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中枢，街道办事处管理着居委会，并通过它来处理大部分具体的社区事务。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民族地区、沿海和内地等情况，各地区域差异还比较大，上述单一的政治性的社区组织之外，几乎还未形成其它成熟的社区治理机构。除此之外，还存在居民和非政府机构在社区治理中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当前，街道、居委会依旧是社区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广大社区居民的治理参与积极性不高、认同感不强，社区治理正能量还未被有效组织和发动起来。当然也存在社区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来源、基本设施与所承担的职责任务不适应的困境，街道只能行使部分政府职能，在城市管理、经济建设、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不能实行责、权、利相统一，进而造成执法的政出多头，相互配合不够和整体工作成效不高的现状。办事处、居委会缺少年富力强、文化层次高、懂得现代社区管理、熟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层政权运作与广大居民之间互动规律的人员。
最后，需要了解的是该如何做好社区治理工作。一方面是必须让社区基层组织做为社区治理牵头人，狠抓居委会自身建设。同时培养新型社区干部同步。另一方面时要调整建制，下放权力，对街道、居委会的建制进行调整，使基层组织能够真正对居民治理到位。当然还要继续大力推进社区治理数字化、网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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