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应试教育摧残人脑？我们长期以来有这样的感受，但我现在要谈的是这一感受的心理学论证，至少，是我从心理学研究找到的论据。
十几年前，《科学美国人》“脑科学”专号里有一篇关于“REM”（快速眼球转动）睡眠的研究报告。2000年，我在《读书》连载发表的纪念文章“释梦百年”里介绍过人类的睡眠周期，可以参阅。
快速眼球转动的睡眠，是有梦的睡眠——我在那篇文章里也介绍了关于梦境的分类和科学研究，斯坦福大学梦研究室的“意识清醒的梦”研究报告，以及荣格的“有文化意义的”梦境的研究。REM sleep，普遍见于哺乳动物。我们知道，小白鼠走迷宫的能力远超人类。《科学美国人》1998年的那篇研究报告说，实验员连续几天剥夺小白鼠的快速眼球转动睡眠，小白鼠完全丧失了走迷宫的能力。究其原因，因为哺乳动物的脑，在快速眼球转动睡眠阶段，将白天生活中学到的“vital knowledge”从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里。记住，这个短语很关键，“生命攸关的知识”，例如小狮子扑咬猎物的技能，如果这类技能不能保存在长期记忆里，哺乳动物个体将难以生存。
人类比较高级，人类的脑不仅将生存竞争的生命攸关的知识从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中，而且获得了从理性脑的层次判断任一项知识是否“值得”转移到长期记忆的能力。典型的例子就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查询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拨打电话，然后就忘记了这个电话号码，以后要用的时候，还要查询这个电话号码，但大多数人仍不会长期记住这个电话号码。甚至最重要的亲友的电话号码，如果手机有快捷键保存，我们也不愿意将这些知识保存在长期记忆里。总而言之，经济学原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如果我们不愿轻易将短期记忆的内容转入长期记忆，那么一定是因为长期记忆很贵。
于是对人脑而言，何种知识进入长期记忆，往往取决于“意义”。只有那些被认为有意义的知识才保存在长期记忆里。
坐在我的行为经济学课堂里的北京大学医学院的许多同学，他们当中的一名佼佼者是曾军，他告诉我，对他们而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课程根本不算什么困难，因为在医学院，期末考试期间同学相互询问的是：今天你背了几斤书？而在朗润园里，同学们相互只能询问：你复习了曼昆那本书的第八章吗？显然，医学院的同学远比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学有更强的记忆力。但曾军立即补充：考试结束，我们立刻就忘记了这些知识的绝大部分，因为反正在毕业实习的医院里，可能被分配到任何一个不相干的科室，实习期满，又可能调入另一科室，总之对考试用到的知识绝不能当真。这就是意义，不能当真的知识没有意义，不值得保存在长期记忆里。
如果你是老师，并且你每年都挖空心思构想往年没有见过的期末考题，你就明白为什么学生在考试期间背诵的知识大多早已不是有意义的知识。应试教育在长期演变中逐渐成为红卫兵在文革期间激烈批判旧教育制度时描述的那样：“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
究其理由，学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知识的极强烈的规模经济效益。一名教师可为许多（原则上无限多的）学生讲授同样的知识，而知识本身的真理性并不因为知道的人多就有所改变。
可是学习的效果如何？通常，一名医生的诊治效果，短期内可由患者是否康复来判断。如果一名医生经手治死了许多患者，他很可能是一名糟糕的医生，当然他也很可能是一位医学权威，擅长于最难治的病。但是教育的效果孰优孰劣，短期很难判断，长期可以判断，例如，几十年之后，一名学生回顾自己的人生，可以认为最重要的一些知识来自童年的一位教师。学校之所以必须有考核，就是因为要缓解上述的矛盾。老师讲完了一门课程，学校要考核学生以推测老师的教学效果。如果一位老师的学生大多数不能有令人满意考试成绩，学校很可能解聘这位老师。理由很简单，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大致而言，应试教育的漫长演化，将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塑造为典型的博弈关系（老师的法宝和学生的命根）。理性的学生，只能追求以最小努力得到预先设定的成绩，或以预先准备支付的努力获得尽可能高的分数。而理性的教师，只能追求以最小努力通过考试呈现出学生成绩的标准正态分布从而通过学校对教师的考核。如果学校发现某一教师呈交的考试成绩的正态分布远远偏离该校考试成绩正态分布的标准形状，很可能，学校将调查这位教师是否营私舞弊或玩忽职守。请你们写出标准的老师行为的数学模型，出现在考卷里的题目大致必须满足怎样的条件。结论是：这些考题通常不应是考生在往年考题里见过的。那么，世界上存在这样的不能重复见到的知识吗？如果存在，这样的知识必须是无意义的。
自古以来，生活和知识原本是融合的。中国的应试教育传统，汉代很弱，若从唐宋开始计算，至少千年的历史。这场千年博弈的严肃性，从历代对科场弊案的严厉惩罚即可确认。那时因科场弊案流放宁古塔的，常常是整个家族，或是要犯斩首，族人流放。凡长期而言重要却难以监督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总是以保甲连坐的方式惩罚。当然，这也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格雷夫的研究结论。千年之后，生活和知识不再是融合的。首先因为现代生活需要太多现代知识，以致非有学校不可。其次因为学校考试演变为上述结局，故而考试所需的知识大多不重要而重要知识大多不考。
作者：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学士（1982年），中国科学院理学硕士（1984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年）。1997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长期以来倡导“个体生命的自由”。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同时兼任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新世纪》周刊学术顾问和《财经》杂志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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