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一位名叫萨拉·波拉德(Sara Pollard)的年轻女子向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发出入学申请。当时，父母们被要求填写一份问卷，萨拉的父亲诚实地说她“更多的是一位追随者，而非领导者”。
那所学校招了萨拉，解释说它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领导者。
很难想像如今能发生这样的事。没有哪个神志正常的父亲（如果招生办公室碰巧问他！）会承认自己的孩子天生是个追随者，也几乎没有哪所大学会热情接纳这样一名学生。如今，我们对领导力的赞赏高于其他一切，尤其是在大学招生时。正如马里兰州独立学校圣保罗女子学校(St. Paul’s School for Girls)的校长彭妮·巴赫·埃文斯(Penny Bach Evins)对我说的：“高等院校似乎都在寻找领导者，但我们学校的实干者和思考者并不总是领头的人。”
哈佛大学(Harvard)的申请书告知学生，它的使命是“教育我们的学生成为公民以及社会的公民领袖”。耶鲁大学(Yale)的网站向申请者表明，它寻找的是“他们这一代的领导者”；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的网站上，“领导力活动”排在申请者需要展示的特征列表的第一位。据一项研究发现，甚至连以艺术文化见长的韦斯利恩学院(Wesleyan)也根据领导潜力评估申请者。
如果大学招生办公室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看重哪些人和哪些特点，那么我们似乎认为理想的社会是由A型人格的人组成的。这也许不足为奇，即使这些例子来自竞争激烈的院校。颂扬那些鹤立鸡群的人是美国DNA的一部分。近几十年来，走出车库或宿舍、飞速成为领导者的年轻人——从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到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使得每个19岁的年轻人似乎都有可能成为超凡王者。所以现在，高中生都争相成为尽可能多的俱乐部的主席。成为学生会成员已经不够了，现在你得经营这个学校。
然而，一个运行良好的学生团体——更别说政体——也需要追随者。它需要团队协作者，也需要那些特立独行的人。
它需要那些想要去服务而不是追求地位的领导者。
招生官员会对你说，他们对未来领导者的追求是基于对正面影响力的渴望，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想他们这么说是真诚的吧。
但是，我采访的很多学生把“领导能力”视为权威和主导地位的代号，将领导者定义为“可以支使别人”的人。据常春藤盟校的一位著名教授称，这些学生的看法并没有错；从招生过程看，领导力往往“似乎仅限于政治或商业能力”。她说，招生官员没有将领导力定义为“在解决数学问题方面取得进步”或“成为本世纪最优秀的诗人”。
不管大学的意图是什么，如今，领导力的压力定义和限制着孩子们的青春期。一个姑娘对我回忆说，她小时候是个快乐、热情、爱读书的学生和大提琴手，直到高一时，“大学申请就在眼前，突然之间，我的每一项活动都与‘领导力’这个圣杯相抵触”。“大家都知道，”她还说，“不是聪明、有创造力、有思想或正派的人获得了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而是领导者。与领导力无关的任何活动和成就都一文不值。”
这个姑娘试图彻底改变自己的性情，以便当选“新生导师”这个有威望的领导角色。她一度成功，但是后来因为不够外向而被踢出了这个项目。当时她很受打击。但结果证明，她因此获得了自由，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科学。她开始在课后跟她的遗传学老师一起工作，这位老师也是一名幕后英雄。她18岁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科学论文，获得了她申请的大学所能提供的最高奖学金，主修生物医学工程学和大提琴。
我们的精英学校过分强调领导力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为学生进入商界做准备，他们认为这是公司所需要的。但组织心理学的一个名为“追随力”(followership)的学科越来越受到欢迎。管理和组织行为学教授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1988年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个术语进行了界定，他列出了一名优秀追随者的素质，包括忠诚于“一个目标、一项原则或其他某个人”，“勇敢，诚实，可信”。这是军队长期以来培养的观念。
最近，其他商业思想家也在研究这种观念。有些思想家关注“领导力的浪漫”理论，这种浪漫导致我们错误地将一个组织的所有成功和失败都归因于它的领导者，忽视了它的大批追随者。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写过几本关于促使人们成功的因素的书。他说，读者提出的最常见问题是，如果他们不是主管，但有个建议希望被听取时，该如何进言。“这些不是领导者问的问题，”他对我说，“它们是追随力的一些根本问题。”
团队协作者也很重要。我的几个儿子是狂热的足球运动员，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观看这种“美丽的运动”。它的美丽之处不在于领导力，虽然有个优秀的教练很重要。也不是足球嗖的一声打进门的那个瞬间，虽然获胜得到了喧闹的庆祝。而是阵型和传球的复杂结合，是每个球员估量队友的力量和需求，是把球传给队友或丢给对手之前的每一个闪光的瞬间。
我们的社会对开创自己道路的独行者的依赖程度比我们意识到的要深得多。我们在各行各业都看到过这种人物：在科学界；在网球、径赛和花样滑冰等体育项目上；在艺术界。艺术和科学与赋予生命意义的诸多事务有关，但它们的核心不是领导力。哈佛大学的英文教授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发表过一篇文章，鼓励这所大学吸引更多艺术家，不要期望他们“成为领导者”。她写道，其中一些学生会成为艺术界的领袖——担任管弦乐队的指挥，为在学校恢复艺术的地位而努力——“但你不大能想像波德莱尔(Baudelaire)追求公职”。
也许过分颂扬“领导能力”对领导力本身造成的伤害最大——它被掏空了，失去了本质意义。它吸引了那些追逐聚光灯的人，他们的动力不是实现某种理念或服务民众。它教导学生成为领导者是为了掌权，而不是为了他们深切关心的某项事业或信念。这两种心态的差异是深刻的。后者的典型代表是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甘地(Gandhi)等变革性领袖，而前者——我们最近都看到了这种领导风格的很多例子。
如果这显得太过理想主义的话，那么你考虑一下现状：学生们追求领导职位是为了填充简历。“他们都想成为50个俱乐部的主席，”新泽西一所学校的指导教师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竞选的是什么。”
情况不必非得是这样。
如果我们对大学申请者说，我们追求的素质不是领导能力，而是卓越、激情以及对超越自我做出贡献的渴望呢？这个框架将涵盖杰出的运动队队长和班长。但它不会让领导力成为唯一的标准。
如果我们对未来的领导者说：“只有当你非常关心手上的这个问题时，才能担任这个角色”呢？
如果我们能诚实地袒露自己真正看重的东西呢？如果我们是在寻找最有可能获得财富和权力的学生和公民，那么让我们承认这一点。然后，我们才能坦率地讨论这是否是个好主意。
但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由充满爱心和创造力的忠诚公民以及服务大众而不是追求名望的领导者组成的社会，那么我们需要更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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