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联社消息，一起受到全美大学关注的学生自杀案终于在5月7日尘埃落定：麻省最高法院判决，在2009年的MIT学生阮寒（Han Nguyen）自杀案中，麻省理工学院（MIT）不承担责任。
然而，判决也首次明确地提出：在学生即将入学或入学后曾尝试自杀，或威胁将要自杀的情况下，学校对此知情却没有作为，就将为此负法律责任。
“各大高校都应该知道这个消息。”高等教育法律政策咨询员盖里·帕维拉曾写过一本关于学生自杀的相关法律问题的书。他称，还从来没有哪个州的法院明确指出，大学有责任阻止学生自杀，并指出适用情境。
一起学生自杀案让家长学校对簿公堂
2009年，MIT斯隆商学院25岁博士在读生阮寒（Han Nguyen）在校园内跳楼自杀，其家人随后将学校告上法庭。
家长：学校的不当处理致其自杀
阮父称，两位教授及系主任从法律上来说有责任照料学生，并阻止其自杀。其中，阮的一位教授更“直接导致”了他的自杀。
就在阮自杀前几个月，教授们还曾对于他的心理状态表示忧虑，其中一个还劝同事让阮通过考试，不然他们可能“手上沾上鲜血”。
在阮自杀前11分钟的一通电话中，一位教授读了阮发给另一位MIT工作人员的邮件，并严厉批评了他。这样的行为，是“对这个脆弱的学生的不当处理”，更“导致”阮随后的自杀。
家属还指出，MIT的学生心理支持服务不足。伊利诺伊大学等学校早就推出了降低自杀率的项目，而MIT的学生自杀率仍居高不下。
校方：他曾反复拒绝学校帮助
对此，MIT称，阮姓学生早在入学前就有心理问题，曾两次尝试自杀。他就读期间曾接受9位心理医生的治疗——而没有一位跟学校有任何关系。并且，9位医生中无一人认为阮有自杀危险。因此，学校对于阮的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不知情。
同时，阮“反复拒绝MIT提供的各种心理支持资源”。他还向学校写过一封邮件明确表示，希望学校将他的心理问题和学术问题独立看待。在阮反复拒绝帮助的情况下，学校实在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25岁研究生的隐私权、自主权等只能被尊重”。
“学校作为家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总的来说，学校“并不负责监管甚至控制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义务阻止学生自杀”。如果法庭站在家属一边，这无疑将“改变师生关系”。
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在内的18所大学也联合对MIT表示支持。这些学校均指出，如果MIT需对阮的死负责，将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由于惧怕承担责任，那些没有医疗技能的学校官员会反应过激，越界监控学生，而这将会导致学生更不愿同任何人讲述自己的心理问题。
“学校若知情而未采取措施需担责”
法庭认为，阮在就读期间从来没有告诉MIT的任何人自己计划自杀的事，就读期间也没有尝试过自杀。而且，他住校外，不在能被“日常观察”的学校宿舍。综合各项考虑，判定MIT没有责任。
法官也指出，学校一旦知悉，必须采取“合理举措”。这些举措包括建立自杀干预机制，确保学生获得医护人员照料，联系警方、消防及急救等相关部门。
死者阮的律师杰弗瑞·比勒则表示，阮的家庭对判决表示失望，对于法庭站在MIT一边表示失望。不过这次判决首次明确指出了学校或会承担责任，将“在未来挽救很多学生的生命”。
不过，也有人指出，阻止学生自杀可能面临很多实践上的困难。“这要求学校掌握足够多的信息，能够判定学生的自杀可能性，而且，学校需要采取的相关举措不能太过分。”律师娜奥米·沙茨称。
全美大学不得不关注的自杀问题
然而，随着人们对尊重学生隐私和自主权的意识提升，阻止学生自杀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背后折射出的，则是日益严重的大学生自杀问题。
纽曼大学的自杀干预材料指出，全美校园自杀数据显示，每12个美国大学生中就有1人有自杀计划。在青少年和大学生中，自杀死亡人数已超过了所有疾病死亡的总和。自杀率在20到24岁达到峰值，成为这个年龄段年轻人的第二大死因。据相关资料显示，全美每年约有1100名大学生自杀。
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人数不断增长，在国外的自杀事件也常见诸报端：2017年2月，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中国女留学生刘薇薇自杀；10月，犹他大学中国留学生唐晓琳在金门大桥自杀……
如果美国大学能在学生自杀前干预得更多一点，积极采取合理措施，那么，这些年轻的生命或能被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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