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梁说）这件事说起来，一开头完全是一个意外，谁也没想到能把日本师团长的外甥女给抓了。
那么要想把这事弄清楚，最好从俘虏这外甥女的战斗说起，然后按照她的经历，再把整件事说清楚。
话说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初的对峙阶段，就这个时间点上，日本人还有余力，到处折腾。
不仅偷袭了珍珠港挑起和美国人的战争，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人也开始了对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的扫荡，试图将沦陷区的抗日武装全部消灭掉。
毕竟日本人想要在正面战场上安心作战，他的后路必须守好了，但由于根据地的存在，日本人对于正面战场一直处于一种有心无力的状态。
老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日本人连自己的粮草都护不住，正面战场也就折腾不起来，所以日本人在对峙阶段把所有的精力对准了根据地，尤其是穿过根据地的铁路线和公路线的沿线，是他们重点防范区域。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当时陇海铁路线成为了日本防范的一个重点，因为陇海铁路线是连接甘肃兰州和江苏连云港的铁路。
您一听这条铁路两头连接的城市，就知道这地段的重要性。
陇海铁路线基本上横跨了中国大半个土地，不仅如此，沿线他还将中国西北，华中以及华东地区给串了起来，所以这条铁路线是中国三横五纵铁路网中的一横。
那么这么一条重要的铁路线，日本人当然不会放过，所以在1941年的日本人在这条沿线，那是相当的疯狂。不断的向着沿线各个据点增兵，还时不时的对着沿线的根据地进行反反复复的扫荡。
日本人这么操作下来，不仅对当时驻扎在邳睢铜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还对居住在沿线的当地老百姓产生了威胁。
尤其是驻扎在邳县碾庄站的一股子日军的头目，表现得特别的猖狂，凶狠残暴就不说了，不高兴了说杀人就杀人。
好几次就是这个小头目带队袭扰根据地，进入根据地制造了很多的惨案，他把这些事情当做他自己的功绩，喜不自胜。
对于这样的敌人，您说，我们能放过吗？能肯定不能。
所以中共邳睢铜地委决定拔掉这个驻扎在碾庄站的日军据点，最终任务就下发给了新四军第三师第三大队。
第三师是黄克诚领导的部队，而第三大队他的前身本来就是邳睢铜的独立大队。
这个独立大队相当于一个团的编制。
任务下发以后，不能直接就去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吗？所以当时大队参谋徐荫堂化妆，这就进入到碾庄车站进行侦查，先后进去了三次。
底终于摸清了，这个据点的日本留守人员并不多，拢共就七个，有六支长短枪，还有一门榴弹发射器。
周围还有一个排的伪军跟着这些家伙一块守着这个地方，双方不在一起，显然这些日本人对伪军也是有防备的。
这些日本人的活动规律是，白天倒头大睡，晚上爬起来到处巡逻。
情况摸清楚了，徐荫堂回去就组织开了一个会，计划一下方案，琢磨如何端掉这个据点。
针对这个情况，七个日本人，也不用大费周章，杀他们的人不必多，一个班的人就足够了。
所以这次任务的人员最好精干一点，算上带队而且了解情况的徐荫堂一共十二个人。人员带上短枪混入车站，在敌人接站完成进入房间里头休息，实施突袭。
而大队长田保瑚带着另一支小队，在车站外面负责接应。
1941年三月十四号清晨的时候，徐荫堂就和其余十一个人混入了车站。
这个点可是掐着时间进去的，根据在车站地下党传出来的情报，有一趟从八义集开过来的客车，会在这个时间进站。
徐荫堂看着那些日本人，按照他们的习惯接站完成之后，就回到房子里头休息了。
就在这个时候，徐荫堂对突袭成员下达了命令，他们就冲进了房子里头。
进去之后，徐荫堂就看到三个躺在睡铺上的日本人，抬手就是三枪，多年来的练就的枪法，三枪下去，这三个日本人就死了。
而跟进来的另一个战友，对着另外两个就是两枪，七个死掉了五个。
这个时候，外面还有一个漏网的日本人，听到枪声就想凑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结果和守在外边的战友撞上了，两个人扭打到了一块。
徐荫堂也不客气，对着这个扭打的日本人天灵盖就是一枪，哐的一下这家伙也不动了。
徐荫堂四下里再找另外一个，结果没找到，估计是听到枪声，就跑了。
战斗任务结束之后，十二个人分散开来，在车站里头搜索了一下。结果在一间货运的房子里，发现了一对年轻的日本人，这俩人跪到床上给众人磕头，眼跟前推过一堆军票，手表一些个值钱的东西
虽然语言不通，但也能看出来，他们是想拿这些军票换一条性命。
他们的性命新四军也不要，按照战场上的制度，只要交枪投降，我们就不杀他们，但是放了他们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俘虏吗？
所以我们也不客气，直接就将两人绑在椅子上抬着就出来了，至于那一个排的伪军，这个点上，已经被在外围的大队长带人给包围了。
这些个伪军很快就举手投降了，至于这些伪军什么时候放，教育之后再说。
所以这次战斗七个日本人打死了六个，枪支搞了不少，还弄来两箱子弹药，足够三大队打一阵子的了。
不过可惜的是，这次袭击中那个跑掉的日本人，正是这个据点的小头目。当时这家伙是去上厕所了，听到枪声之后，也不嫌臭，顺着臭水沟爬了出去，跑到了八义集站，向他们的徐州总部求援去了。
说道这里，估计大家伙已经明白了，那被俘虏的一对男女，女的就是日本师团长的外甥女。
这女的叫太田延子，在日本属于地道的官二代，大板的人，还是一名大学生，在日本九州艺术系学习，这还没毕业呢？
被抓的时候，还穿着一身的学生装，而她的舅父正好就是驻扎在徐州的师团长。
至于那个拿军票和手表想要换一条命的家伙，叫山中青一，也是一个学生，就读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他的父亲是龙海铁路徐州到海州段的段长。
这次两人跑到中国，是举行婚礼的，婚礼在徐州完成。两人把这一趟当做了旅行结婚，打算在中国走走。
那么太田延子听说自己的表哥，就在碾庄站当兵，所以顺着铁路线就从徐州出来了，找表哥看看。
这不刚到碾庄，就遇到了新四军的突袭，转脸他们就成了俘虏了。而她的表哥在这次突袭中死了。
其实当时新四军的战士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就算是太田延子把自己的学生证拿出来给新四军的战士看，日本字咱也看不懂。
所以当时这两个俘虏，就先被看押到了邳州县古邳镇的五工头村，住在村子的学校里，这个地方是我们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很安全的。
这小两口被抓了，一开始还哭哭闹闹的不怎么吃饭，但学校的校长老婆还是给他们烧水做饭，饿了让他们自己吃就成。
这次战斗虽然小，但没有伤亡，还缴获了一批弹药，当时村子里头还开了一个联欢会，大家看着缴获的东西很高兴，听说还俘虏了两个，都去了瞅了两眼。
那么这件事被日本人报到了徐州总部之后，作为师团长的舅父也傻眼了，他也想把这小两口给捞回来，所以就请了青帮头目陈耀东来谈条件赎人。
好吧，人来了，那就谈吧，当时部队东西也缺，所以索性来了一个狮子大开口，三十挺轻机枪，十挺重机枪，一百万发子弹，外加一百万军票。
结果日本人一百发子弹和一百万军票，这没问题，至于机枪那是一步不让，没有！
当时新四军的装备比八路军的还差，子弹和军票都缺，但更缺的是武器，所以这次谈判对于机枪数量多了不成，少点也成，结果日本人是一挺没有。
所以这场谈判没能成功。
于是日本人恼羞成怒，在1941年三月二十一号，弄了一万多人，开着装甲车就跑来对邳睢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分六路这就来了，目的不言而喻，就是想着把这两俘虏给弄回去。
邳睢铜抗日根据地那也是新四军的一个重点区域，南北长三百里，东西宽二百里，根据地里头的老百姓也有四百万。
日本人说弄回去就弄回去？那不是胡闹吗？所以在新四军给日本人摆了一个游击战，化整为零，把两个俘虏分开押送，然后对敌展开反扫荡。
结果日本人也就撑了七天，一点浪花都没有翻起，就草草的结束了。
反扫荡结束之后，根据地里的群众跟过年一样，还杀猪庆祝了一番。
其中押送山中青一的这一路，碰到了日本人的搜索队，当时山中青一想引起敌人的主意，疯狂地喊叫，想要以此脱身。
这也就算了，他还瞅准机会要抢夺战士们手里的枪支，不仅把枪夺了过来，还打伤了我们的一名战士。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被敌人发现，负责押送的小队那将是灭顶之灾，保不齐全队人员都得牺牲，所以没法子了，山中青一就被击毙了。
至于太田延子就被押到了第三大队的连部里。
那么太田延子一直呆在第三大队的连部也不是一个事，所以当时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二十六团三营八连的指导员陈同谟接到任务，把太田延子押送到第四师的师部。
根据陈同谟的回忆，在第三大队连部里头，他看到了太田延字。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但这个女孩子看到他这个穿军装的人，很害怕，或者说是恐惧，身子缩成了一团。
看到这个场景之后，陈同谟在和第三大队的人进行交接之后，就给完成这次押送任务的八连干部开了一个干部会。
干部会的主要议题是，强调优待俘虏的政策，路上要给予照顾，保证她的安全。
话说这次任务一点都不简单，首先五工头村离师部的直线距离就有二百多公里，这一路上弯弯绕绕的距离长就不说了，路上还要穿过好几块敌人的封锁线和敌占区。
而且当时押送的过程中，老天爷好像特意地给他们下了一场大雨，路上很多河道的水都漫出了河道。
介于太田延子是一个女的，路又不好走，所以当时陈同谟还找来了一头小毛驴，给太田延子骑乘。
俘虏骑着驴，而作为押运人员全部步行，一路上昼伏夜出，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
因为双方语言是无法沟通的，所以陈同谟基本上就一直守在太田延子的身边。
这一路上太田延子的害怕就一直没消除，陈同谟就能明显地看到她打哆嗦。
当时也没办法，陈同谟给她打手语，就是告诉她，要她放心，新四军不会杀了她，更不会对她进行羞辱。
太田延子似乎明白了陈同谟的话，所以后来也就安静不少，打哆嗦就没有了。
一路押送过程中，看押太田延子的人员陈同谟还特意挑选年纪大一点的战士，并强调任何人不得靠近太田延子住宿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最后总算是到了地方了，当时给太田延子的第一顿饭，是一盆白面做的面条，还加了一碗韭菜炒鸡蛋。
你还别说，这一路上估计是饿坏了，拿过面条，烫嘴的功夫就开吃了，没多长时间就把这一盆面吃完了。
当她拿着碗筷送到门口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新四军战士吃的是秫秫煎饼和一把盐豆子。
有些小伙伴不明白啥是秫秫煎饼，这东西不是咱大清早起来吃的那种煎饼，不好吃不说，吞咽的时候还特别的困难，原因是整个煎饼是用高粱做的，那高粱壳子还磨不细，所以吞咽起来卡嗓子。
吃完这东西上厕所的时候，也不好受。
当时部队里头的战士，因为纸张很金贵，所以上厕所用树枝或者草叶刮一刮就成。
而为了照顾太田延子，陈同谟还让人买来草纸给她用。
咋说呢？人的心都是肉长的，太田延子通过这些天的接触，也明白了新四军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和她看到的日本那些个经常做人神共愤的军队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范畴。
所以不怎么说话的太田延子，也开始恢复了她本来的样子。
陈同谟和太田延子的接触并不长，这次押送任务完成之后，将人交给师部，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
只是在别人口中听过只言片语。
作为俘虏她一直呆在新四军第四师师部这里，后来投诚过来的日本人也多了，到了1942年底的时候，大概有十来个人。
所以当时考虑到这些日本人要求参加抗战的决心，四师就帮他们成立了在华日军反战同盟会。
那么在同盟会的引导下，太田延子对于日本侵华的事情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所以后来也参加了在华日军反战同盟会。
而太田延子的任务就是拿着话筒对着日本人的阵地喊话，在1942年的冬天，几个日本军人在她的喊话下投降了，其中还有一个军曹。
之所以提到这个军曹，是因为太田延子和这个军曹后来就走到了一起。
军曹叫矢口庄司，之前他也是学生，一开始在日本中队当一个联络兵。
投诚后就成为了一个日文小报的主编，主要印发一些日文宣传品，对日军展开宣传攻势。
因为太田延子和矢口庄司经常在一起工作，所以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就有了爱情。
在1943年的时候，新四军就专门给他们举办了婚礼，当时作为党政军领导的张爱萍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到了1944年的时候，两个人还有了一个儿子，当时他们给儿子起名叫嘛噶达。
时间很快就转到了1944年的九月份，这个时间点上日本人已经撑不住了，而在中国战场上最难熬的对峙阶段已经结束，我们步入了战略反攻阶段。
是个明眼人都明白，日本人的投降快了，当时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野坂参三，为了促使日本尽快投降，所以就命令在日本国外的反战同盟成员，尽快的秘密回到日本，加强日本的反战力量。
那么这次任务，显然是很艰巨了，所以当时为了行动方便，就不允许携带家属和孩子回去。
而这个时候，太田延子的儿子才出生四个月，就不得不离开孩子回日本了。
但离别总是痛苦的，太田延子虽然离开了孩子，后来在回日本之前，又悄悄的一个人走了四十多里的路，给自己的孩子喂了最后一口奶，跪着给收养孩子的养母磕头，一步一回头的走了。
其实养父母都是老革命了，养母刘凤英是村里妇救会干部，养父是1939年就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
您都不知道，养父母当时也刚刚结婚，还没有半年，作为一个新娘子突然就有了孩子，您知道当时养母所背负的责任有多重。
后来养母还生了自己的女儿，对这一对儿女养母视同己出。
本来这件事是秘密进行的，但因为太田延子的那次突然回来，也暴露了养子的身份，生母是日本人。
再加上当时养父叫刘一孚，做的是敌后工作，经常性的出入敌占区。
这就让人们产生了误会，养母刘凤英的妇救会主任被撤掉了不说，村里动员做军鞋，她做了三双都被退了回来，压根就不收，认为她不配给新四军做军鞋。
刘凤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军属，明白党的纪律，很多事情是不能说的，有误会也不能解释。
等到新中国成立了，养父刘一孚，公开了身份，而且还做了副师级干部，人们这才消除了误会。
幸福总是短暂的，后来刘一孚因为性格不合的原因和刘凤英离婚了，没多久婆婆也去了。
为了这对儿女刘凤英逃过荒，要过饭，不管自己怎么样都尽可能的不然一对儿女饿到。
您都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刘凤英还很年轻，她改嫁还来得急，甚至有人愿意做上门女婿，但都被她拒绝了。
儿子女儿都有了家庭，但刘凤英却得了老年痴呆。
时间走到1975年，刘凤英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养子，指了指灶台。
养子刘太山哭了，因为他知道这是母亲在告诉他，灶台上的鸡蛋留给他了。
说道这里，估计有人对养父刘一孚有些看法，其实您不知道的是，当时刘一孚在哪个特殊的年代也不好过，原因还是他的养子，所以他就以性格不合和刘凤英离婚了。
如今到了清明节的时候，刘太山总会去养父养母的坟头看看，撒上一杯酒看看。
刘太山想要寻找他的生父母，但一直没有找到。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顺手点个赞呦！
温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