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大学的特点

正像刘大年所说，“北方大学是解放区第一所院系比较齐全、规模比较大且比较正规的综合性大学。”当时，学校设工、农、医、财经、文教、艺术、行政等7个学院和历史、财经两个研究室。两校合并时，除陆续调出参加工作的700多人以外，北方大学尚有学员1000多名。
赵子真老人向记者介绍了当时各学院、研究室的简况：
行政学院　1946年初建院。院长薄怀奇。院址在邢台“新兵营”（现邢台一中校址）。学员来自区乡党政干部，共150多人。
工学院　1946年6月成立。第一任院主任是高太玄教授，同年8月，刘大年接任主任，12月，陈唯实任主任。在邢台时，院址和校部同院。迁山西后，曾在潞城张庄、长治李村等地。返回邢台后，在“新兵营”。工学院主要培养中级工程技术干部。教员大部是日本投降后，从“蒋管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少数水平较高的专家教授。学员分为化工班、机械班、焦铁班、土木班，并成立研究室。
农学院　1947年3月建院，院长乐大宇。设三个系：畜牧兽医系、糖业系、经济植物系；并附设研究室。1947年6月在长治建立兽医院，至1948年3月共成立了7个兽医院。1948年建血清厂，防治牲畜瘟病。1947年，经济植物系在平顺、黎城采集药用植物和染料植物330余种。制糖系种植甜菜，建立实习糖厂，培养制糖技术人才。
医学院　其前身是十八集团军在1938年创建的野战卫生学校，抗战胜利后更名为晋冀鲁豫边区医学专门学校，不久，转为北方大学医学院。院长钱信忠、主任刘和乙。学员来自部队的医护人员和地方中学生，共400多人。学院重点是培养前线医护人员。学院采取军事管理和军事编制。
财经学院　1946年8月，由边区财经专门学校合并过来成立的。迁山西后，院址设在马厂，主任梁维直。学员来自新老解放区，文化程度较低，培养目标是一般财政干部。
文教学院　北方大学刚成立时，统称预科，不分院。1946年6月至9月称教育学院。主任张萃中。1946年10月，将教育学院改为文教学院。院长张宗麟，主任张萃中，后为李逸三。教育学院或文教学院院址都和校部在一起。1948年5月迁回邢台后，院址设在“新兵营”。
艺术学院　1946年9月；北方大学在边区文联协助下建立了文艺研究室，主任陈荒煤。1947年4月扩建为艺术学院。院长光未然（张光年）。院址在潞城县张庄。迁回邢台后，院址在河伯祠（现邢台学院校址）。学院附设美术工厂，制作证章、乐器，曾印刷领袖像30多万份。
历史研究室　建于1946年初。历史教员8人。根据教学需要，成立历史小组。1946年7月，历史教员增为5人，在范校长指导下成立历史研究小组，主要任务是编辑教材。1947年暑假，以原历史研究小组为基础成立了历史研究室，范校长兼主任。该室主要任务是在范校长的领导下，修订《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
财经研究室　1947年8月1日成立。副主任张鱼。主要成员有肖前、柯炳生，何钊等，头三个月为研究准备时期，学习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及新民主主义的各种财经政策，掌握统计的知识和技能，并对“基点村”进行调查，搜集材料。尔后，成立了合作经济研究小组与工商管理研究小组。
北方大学当时汇集了一批名流学者、知名人士，师资的配备，阵容强实。如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范文澜任校长，还有历史学家尚钺、刘大年、荣孟源，王冶秋等；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经济学家黄松岭，知名农学家乐天宇，生活教育家、南京晓庄师范校长陶行知的副手张宗麟、著名的《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知名作家陈荒煤，从事研究表演艺术的吕班，画家罗工柳等人以及晋冀鲁豫边区的文教界名流，如罗青、张柏园，王振华、张萃中、孟夫堂等。另外，正副教务长、各院院长、主任乃至秘书等行政领导干部，大都具有业务领导能力，还能够兼课。
北方大学的干部教职员，来自几个方面。有延安来的，最早来的有乐天宇、尹达、荣孟源、陈唯实、龚古今、秦思平等；有从晋冀鲁豫边区党政机关调来的，如王振华、张柏园、梁维直、曾毅、孟夫唐等；有从野战部队调来的，如王南、郭欠恒等；也有从蒋管区越过重重封锁而来的，如王锦第、刘桂五、谢■、王凡、贾鼎臣、刘舒等。还应特别提到的是韩丁、杨旱两位著名的美国友人。抗战胜利后，他们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因同情中国革命，于1947年来到北方大学农学院工作，韩丁试制“开山犁”。杨旱在农场试验牲畜人工受精。他们都为中国的农业做出重要贡献，并为增进中美友谊进行不懈的努力。
北方大学的学员，约70%来自解放区，30%来自蒋管区。学员籍贯几乎涵盖了全国各地，包括台湾的。其中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几省的为多。东南亚国家的华侨也有慕名而来的。
解放区的学员，有来自地方和部队的干部，也有青年学生。赵子真说，抗战中，“沦陷区”的爱国青年“誓死不当亡国奴”，冲破日伪的重重封锁，奔向“大后方”（蒋管区）。他们经过几年的颠沛流亡生活，接触社会较多，了解人民的疾苦也较深，亲眼所见，亲身体会到国民党统治的反动与腐朽，因而他们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抗战后期，“大后方”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在地下党的领导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了清醒的认识，积极追求光明，其中不少人通过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或中共城市工作部的介绍，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来到北方大学。赵子真说，他就是先从日本占领区自己的故乡山东烟台辗转至“大后方”，又通过地下党的介绍运护到达了北方大学，而他的爱人高翔则是从昆明辗转至北方大学的。 在赵子真老人的记忆中，在北方大学整个办学过程中，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为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革命和建设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
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注意理论与实际联系。范文澜校长曾在全校大会上强调，“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向实际获得了证明的理论才是最正确最科学的真理。因此我们所讲的都应当是对边区建设有实际意义的课程，从边区、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之实际情况出发，去确定教材的内容才不致脱离实际。”“我们不能关起门来上课读书，还要有计划地到有关的地方去实习。”“学校的课程是根据实际材料来的，但社会的实际情况常常会有某些变化，同学们将来运用时，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运用，才能和新的实际结合起来。”总之，“只有用正确的人民的立场，群众的观点，科学的方法。分析客观实际的现象，使之提升为理论。然后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到实际行动中去。行动的结果，继续丰富和发展理论的内容，才是真正的理论与实际联系。”
农学院根据边区急需发展糖业，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解决边区军民食糖问题，设立了制糖系，创建了制糖厂，大力培养糖业人才。为解决边区农业大生产和战争中畜力严重缺乏的问题，学院设立了畜牧系。由研究生及制糖系、畜牧系的学员组成农村技术教育工作队，分赴太行、太岳，设立了17个工作站。针对边区和部队需要大批文教干部的问题，把教育学院改为文教学院。这就改变了旧教育制度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端，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把培养人才和推广新技术结合起来，使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推动边区的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
各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都注意紧密结合当时边区建设和战争的实际。如各学院普遍重视时事政策教育，学院领导经常作形势报告。组织时事讨论会。同时注意加强革命基本理论的学习。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各院系的专业课，也注意结合形势发展和当地的需要。医学院组织考察团到各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必备和急需的知识，然后归纳整理，有的放矢地安排教学内容。
在教学中。还不断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补充更新教学内容。如讲政治经济学，则补充大家关心的边区合作经济发展情况；在太行山上，就补充太行区的经济问题。
为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师生还深入社会调查。如学习“剩余价值理论”，赵子真老人所在的文教学院组织学员到石圪节煤矿井下参观，请老工人讲旧社会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学了“中国革命问题”，分析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我们就深入农村作阶级调查，参加农民的诉苦大会，参加土改工作队，接触实际的阶级斗争，在实际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提高理论政策水平。
教育方法结合实际。北方大学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年龄大小不一（20－24岁的占57%，不足20岁的占24%。25岁以上至30多岁的近20%）；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高中程度的，有初中程度的，也有大学，留学的；经历也不相同，有青年学生，有党政军的基层干部，也有蒋管区来的职员、新闻记者。北方大学注意到这一情况，教育方法从学员实际出发，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在学习方式上，有讲课、自学、集体讨论（互助小组座谈，大组或全班讨论）、总结（个人总结、领导总结）等方式。
参加革命实践是北方大学教育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后，北方大学利用暑假，组织“北大翻身大队，分赴邢台市、南和县、任县等地参加土地改革。赵子真老人回忆说，大家下去之前，集中在行政学院学习土改政策，边区民运部长聂真作土改工作报告，大家讨论很热烈。赵子真被分配到南和县，当时斗争比较复杂，民兵们暗中放哨，来保护工作队员的安全。学生们在实际中进一步了解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加深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当工作告一段落离村时，翻身群众在沿街两旁摆了食品，夹道欢送，依依不舍。大家深深体会到广大农民翻身后的喜悦心情，也深深意识到，谁得到人民的拥护，谁就将取得胜利。 回忆起在北方大学学习的日子，赵子真老人格外激动，一些难忘的小事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
当时的物质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学生们的供给标准是每人每天三钱油，三钱盐，白面很少，主要吃小米饭。刚上太行山时，一天三顿是小米饭加山药蛋，有时光吃山药蛋。太行山上的冬天，天气十分寒冷。大家都在院子里吃饭，头几口是热的，再吃就变成凉的了，最后碗里的米粒一个个都吃成小冰粒了。南方来的同学，经不起冻，手指冻僵了打不过弯。早晨有的同学用冷水洗脸，敲破冰，舀出一茶杯水，手都冻硬了，但没有人叫苦。当时，干部、教员和学员一起过着艰苦的供给制生活。在学校迁移、下乡土改过程中，干部和学员都是徒步行军。领导干部有马不骑，有大车不坐，走在队伍的前面。文教学院年过半百的张宗麟院长，也精神抖擞，走在行军行列中，使同学们受到极大鼓舞。同学们在他的鼓舞下，不由得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物质条件的艰苦并未能影响到同学们学习知识，报效祖国的决心，同学们在学习上互相帮助，思想上互相交流，政治上互相关心，生活上互相照顾。学习上有什么疑难问题，平时一般在互助小组解决。谁心里有什么疙瘩，同学就找他谈心，帮助解除。同学病了，总是有人把病号饭送到床前，体贴安慰，无微不至。
领导对同学们也关怀备至。当年赵子真一行13个青年学生，从蒋管区刚到北方大学时，范文澜校长亲自接见了他们，讲了当时的形势和为人民服务的办学宗旨，亲切地问我们，生活习惯不习惯，路上吃苦了没有。他们到北方大学刚安置好房舍，就有一位衣着很旧的老人到住处问寒问暖，并帮助他们从总务那里领来一把水壶，亲自给他们打来了开水。后来赵子真才知道，这位看似校工的人就是教育学院的主任张萃中。他经常到宿舍看望学生们。当他了解到学生们有限的路费在路上全用光了，就从总务那里给他们借了一点零花钱。见他们仅有一条薄被子，就发给一个床单。这些事虽不算大，却给赵子真等这些刚来解放区的青年学生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也从这些领导同志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关心、爱护青年学生的可贵作风。
在艰苦生活中，学生们学习很紧张，精神很愉快。歌声四处回荡。当时大家最爱唱《解放区的天》、《我们在太行山上》、《延安颂》、《南泥湾》、《游击队之歌》、《打得好》和一些苏联革命歌曲。文教学院还编了院歌。每逢重大节日，艺术学院、北大剧团就演出文艺节目。当时文体器材很少，我们就因陋就简，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开展活动。冬天就去村边大水坑里滑冰。南方来的同学不会滑，北方的同学手把手地教给他们。记得有一天、有个台湾籍同学。刚下冰场就摔了一跤，摔断两颗门牙。他不但不气馁，而且说这是有意义的纪念，擦干血迹，接着练习。
北方大学的作息时间，早晨6点起床，集合哨一响，大家就迅速集合站队，到场上跑步，扭秧歌。课间，有人把锣鼓一敲，同学们就随着锣鼓声走出屋来，扭起秧歌。晚饭后，同学们三三两两在村边打谷场上和村边小路上谈心，交谈学习收获，解除思想疙瘩，畅谈革命理想。
为了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学校发扬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组织教职员工和广大学员，利用学习间隙进行生产劳动。北方大学在建校初期，即成立了生产机构。在邢台时，“新兵营”的大片土地，就是生产基地。学校迁山西后，除耕种驻村拨给学校的土地外，我们还利用校院内外的空地种蔬菜。晚饭后，学员三三两两背起粪筐，一面谈心，一面拾粪，生活充满乐趣。不但积了肥，还改变了许多人过去见了拾粪的就捂着鼻子绕道走的怕脏怕累思想。通过生产劳动，既改变了学员的思想感情，也改善了大家的生活。一星期能吃到两顿白面，几次豆腐，蔬菜品种也多了。自己养猪，过年过节吃肉也方便。改变了过去那种顿顿小米饭、山药蛋的状祝。这样，既减轻了群众负担，支援前线，也改善了师生的工作和学习条件，真是一举数得。
除农业生产外，许多同学还学会了纺线。有的学院还研制了织布机。有的女同学还给合作社加工，用当地的羊毛纺毛线、打毛衣。学校还搞长途运输，学员参加运煤运粮。据统计，1947年全校生产折款约2000多万元（边币）。仅我们文教学院就收获蔬菜20多万斤。
学校在提倡生产劳动的同时，还大力提倡节约开支，支援前线。不少同志把学校发给的每人每月6斤小米的津贴费，除了留下组织费以外，全部节约上交。省下的衣服鞋袜，也都主动上交。仅行政学院123人，1947年节约上交的津贴、鞋袜、衣物等项就折小米2.1万多斤。在节约支前动员大会上，范校长当众表示带头戒烟，并当场砸了烟袋。我们把生活津贴节约交公后，没钱买牙粉，就用盐水刷牙；没钱买肥皂，就用灰菜或用草木灰淋水代替肥皂。同学们并不觉得苦，能为支援前线出一点力而欣慰，为能减轻边区人民的一点负担而心安。 北方大学历时虽短，但她继承和发扬了延安的革命传统，树立了优良的革命校风。赵子真老人回忆到：北方大学的校风是实事求是、团结友爱、耐劳朴素、活泼愉快，北方大学的校风具体反映在学习、生活及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
在学习中，学校提倡民主作风，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既耐心帮助别人，也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特别是教师，能够经常虚心听取学员的意见。有的意见虽然提得很尖锐，甚至很刻薄，但教师也能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有一次，一位著名的历史教授拿着学员提意见的纸条当众宣读，其中有一条意见写道：“老师讲课不生动，我原来对历史很有兴趣，听你这么一讲，我学历史的趣味都没有了”念了以后，引起哄堂大笑。教师当场表示：很抱歉，我讲得不好，挫伤了这位同学的学习热情，感激他提出尖锐的意见，帮助我改正。教师的这种诚挚态度，给赵子真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使他在以后长期的工作中也能十分注意听取同志们的不同意见。
学习中提倡自由思想，追求真理。学员提出的问题，大都是通过自由争辩来统一认识。有时意见不一致，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就暂停争论，进一步收集资料，学习文件，寻找根据，然后再组织讨论。当时无论解放区来的同学，还是蒋管区来的同学，都带有许多模糊认识，大家都原意说心里话，把不懂的问题提出来求得解决。这些问题经过讨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待认识得到统一，大家都感到有收获，同时，相互间的感情也加深了一步。
在生活问题上，也实事求是地对待学员的意见。办学初期，伙食标准不高，饭菜不净，小米饭里时常有砂子，同学们意见很大，议论纷纷，在墙报上展开辩论。有的写道：先吃砂子，后吃碌碡，再吃太行山。有人对提意见的同学提出批评，说他们革命精神差，不能吃苦等等。范校长、罗青秘书长等校领导细心看着每张墙报，一面看一面笑。同时深入学员大灶，了解情况，组织了查账。学校召开了反贪污大会。教务长张柏园在大会上用响亮的声音向同学们讲：“一个贪污一个腐化，会使一个政党，一个干部从根子上烂掉。”这些话语，几十年来，还时常回响在赵子真的耳边。
通过全体教职学员的努力实践，北方大学的教育教学工作形成一些新的特点，为创办新型的大学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些特点是：以新中国建设为基本点，既有地方性，又面向全国；校长负责，教员治校，学生自治，构成民主集中制的新体系；发扬民主，自由思想，形成了好的学术气氛和新型的同志关系；教学实践与边区建设实践相结合；普及为主，提高为辅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相一致，群众路线，集体组织；教、导合一，自学与辅导结合；实事求是，艰苦朴素。这些特点，许多方面都反映了教育教学规律，很有借鉴意义。
北方大学的学员在教师的辅导下，在教学与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相结合的活动中，奠定了初步的现代科学知识和革命思想基础，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他们告别革命母校，走向广阔天地后，有的汇入解放大军的洪流，不少人英勇牺牲在战场上；有的则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骨干力量；有的潜心攻读，刻苦实践，成为各种专业的专家、学者，他们当中出现了一批有突出成就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