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下一个钱钟书

做下一个钱钟书

  钱钟书是一个有趣的人，浑身上下充满着幽默的力量。在他与家人相处的点点滴滴中，便可以见知这位文学大师是多么的有趣。
 1935年，青年钱钟书获得了牛津大学奖学金，公费出国留学。陪同他一起过去的妻子杨绛便悉心照顾他生活起居，亦整理钱钟书随笔或伴读。钱钟书每天在书房里研读完毕后，都会练练书法，权当放松自己。陪在身旁的杨绛便会端坐在桌旁，看着先生脸上满溢着严肃的执着，一笔一划总能入木三分，收笔却又果敢用心，不着痕迹。因而，她总是那么出神地崇拜着先生，有时候会不好意思说一句夸赞的话，深怕任何多余的声音扰乱了他的思绪，打破了这庄严的沉静。
  有一天，钱钟书照旧看完书，在书房里开始书法练字。杨绛泡完一杯茶端坐在旁边。看着钱钟书潇洒挥笔，行云流水，又如龙蛇一般，蜿蜒盘旋，一蹴而就。看着，想着，没多久，趴在桌上的杨绛眯着眼睛睡着了。
  不一会儿，杨绛感觉鼻头痒痒的，好像在做梦，梦里有一根羽毛老是在脸上划来划去，怎么抓也抓不到。杨绛挣扎着，突然就睁开了双眼，等意识稍微清醒点，竟然看到钱钟书正拿着毛笔在自己脸上画着什么。看到杨绛醒了，钱钟书手里的笔正定格在半空中，似落未落。黑色的毛笔后面，正躲藏着一张乐呵呵的、带着孩童般淘气的脸。杨绛一猜就知道是先生使坏了，找来了镜子，一看满脸黑色的笔墨线条，像只无辜的小猫的脸。杨绛黑了脸，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钱钟书，正准备河东狮吼的时候，钱钟书早已像被严厉训斥过的小孩，服服帖帖地端来水，拿来湿毛巾，帮忙擦拭；虽然满脸憋不住的坏笑，先生那孩童般质朴的恶作剧，让杨绛舍不得多说一句责骂的言语。最后两人欢快的擦拭着脸，即使最后脸上还留有黑色的痕迹，杨绛舒展眉心：终身有此良伴，乐趣无穷。
  后来回国后，钱钟书的母亲和小囡囡都和他们住在一起。一大家子在一起其乐无穷。某一年夏天的午后，小囡囡在爸爸身旁睡着了，贪婪地躺在椅子上，稚嫩的嘴上还浮着饭后的油渍。钱钟书正忙完手头上的事，看着小女儿圆溜溜的脸蛋，红扑扑似熟透的桃子，内心充满了怜爱。继而，他顺手拿起毛笔，揭开小囡囡的衣服，在肚脐眼上顺势画将开来。转眼间，一个大西瓜便挂在孩子的肚子上，栩栩如生。钱钟书自己可乐坏了，装着无比认真的样子，专注地在瓜柄上多画几片叶子。杨绛看到钱钟书又在恶作剧，故作生气地说了几句，正当老太太走过来，杨绛把钱钟书的淘气也和老太太说了。老太太扯着嗓子大骂钱钟书，责令他立马把小孙女肚子上的西瓜擦掉。而乐此不彼的钱钟书明面上聆听着母亲的训斥，暗地里做个鬼脸，继续着他庄严外表下的小淘气。
  有一段时间，钱钟书的家和民国才女林徽因的家仅一墙之隔。两家时有往来。林徽因喜欢养猫。她的猫因主人的娇宠而变得非常娇贵，时常与钱钟书养的猫打架。有一次，钱钟书正好在家，远远的瞧着自家猫和林徽因家那只猫在墙角又打起架来。一只猫飞扬跋扈，另一只猫爪子为矛为盾，打得不亦乐乎。钱钟书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棒，边走过去边口里吆喝着：小鬼加油！小鬼加油！…然后钱钟书伫立在自家小猫的旁边，扬起木棒，欲做打林徽因家猫的姿态，帮助自家猫打赢这场战争。杨绛看着钱钟书那认真的憨样，心里又好气又好笑。
 她对着钱钟书骂嚷几句。但是一直以来，甚至这一辈子，在她的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回荡着：这就是钱钟书，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严肃的教书人，却能完全的活在自己的本真里。
  杨先生是幸运地，这一生碰到了钱先生。
   而大众地我们，何不自己成为另一个钱钟书呢? 

钱钟书和杨绛在牛津

钱钟书和夫人杨绛的随便一段生活都是佳话。
1935年，二人结婚不久，杨绛陪钱钟书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
出国不比在国内，有亲朋好友帮衬，在国外，钱钟书专心学业，大部分事情都有杨绛料理。
刚去英国他们寄宿在一家公寓。
起居空间非常小，公用的浴室，厕所也偶遇尴尬，主要是公寓的伙食还越来越差。这对吃不惯洋味儿的钱钟书来说就是个折磨，杨绛把他能吃的都省下来给他吃，看着丈夫面黄肌瘦，她独自开始张罗搬家的事。
每天杨绛都要看招租启示，看了好几处，总算找到一处满意的。
搬进新家后，两个从未做过饭菜的人，开始为做饭发愁，但两人不以为然，杨绛在不断尝试中还找到了快乐。
“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
杨绛做饭以钱钟书的口味为主。第一次做红烧肉，因为方法不对，肉怎么煮都没有煮烂。
后来杨绛回想起母亲的做法，再通过自己的改良，做出来的红烧肉让钱钟书吃得酣畅淋漓。
杨绛笑着说:“我们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是冒险成功。”
一开始他们吃蔬菜是煮着吃的。一次，杨绛灵机一动，按照记忆里母亲炒菜的模样炒蔬菜，竟然发现味道还不错，她又得到新的技术。
有一次，他们吃扁豆，但两人不知道怎么做着吃，他们一边剥皮还一边抱怨壳后豆小，剥着剥着两个人醒悟了，原来扁豆的皮是可以吃的，杨绛试着焖了一下，还挺不错。
还有一次，他们买了一堆活虾。杨绛说要剪掉虾的须须和脚。她一剪刀下去手里活虾便开始抽搐，她吓得跳出了厨房，说虾怕疼，以后不吃活虾了。钱钟书大笑，说虾是要吃的，它们并不像她说的那样痛。
慢慢摸索，慢慢发明，杨绛戏称自己从原始人烹饪慢慢进化，一直走入文明阶段。
有一个初中的清晨，杨绛送钱钟书出门上课，刚折身回屋时，一阵风把门关上了，她着急忙慌。
杨绛觉得找锁匠费用不低，自己找来一只大箱子垫在脚下，用力一蹬一蹿，用头顶开横窗钻了进去。等钱钟书回来，家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她怕他担心，没和他讲起此事。
每个周末杨绛都能收到万里以外父母的来信，她非常开心，但钱钟书没有那么多家信，每每有杨绛的家书时，他会争着拆信阅读，这一番争抢总能暂时消除思乡的伤感。
另外为了排遣情绪，他们还会在早饭前，晚饭后漫无边际的散步。牵着手的两个人慢慢走着，不管道路通往何方，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他们把这当成乐趣和幸福。
杨绛为了钱钟书安心求学，她出去找房子，学做饭，钥匙被反锁在家，她亲自爬窗户。她没有责备钱钟书学习痴心，不顾家事，她和他一起在平凡中找乐子。
回忆起这段留学的日子，杨绛乐观地说，即使生活再不如意，也要学会自我慰藉。

钱钟书和杨绛的真情故事

1935年，钱钟书决定参加出国留学的考试。当时报名人数总共近300人，结果被录取的只有24人。在这24位被录取者当中，钱钟书不仅是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而且总成绩最高。钱钟书把已被录取、准备赴英留学的消息，告诉了杨绛，并希望她能陪同一起出国。杨绛知道钱钟书出自读书世家，从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里，对日常生活不善自理，假如自己与他一起出国，可以照顾他。因此，杨绛打算不等毕业，先与钱钟书结婚，再一同出国。
为了赶在出国前结婚，钱、杨两人决定于1935年夏举行婚礼。新郎新娘身穿礼服，仪表俨然。杨绛后来曾说过：“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此情此景，不禁使人联想到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曹元朗与苏文纨的婚礼。
结婚不久，杨绛随丈夫钱钟书远赴英国。此番出国，钱钟书系公费，而杨绛是自费。初来乍到，钱钟书就遭遇“不幸”。据杨绛回忆：“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这难免使她想起钱钟书曾常自叹“拙手笨脚”。原来她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她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云集了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牛津大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图书馆，名叫博德利图书馆，钱钟书将其戏译为“饱蠹楼”。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1611年，英国书业公司就承担了把各种新书（包括重印书）都免费送一本给这个图书馆的义务。钱钟书和杨绛在这里如鱼得水，差不多把业余时间全部泡在读书上面。他们借来一大堆书，涉猎包括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等各种图书，固定占一个座位，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并作了详细的笔记。一副饱学终日、乐此不疲的模样，令人神往。杨绛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她从前还没享受过这等自由。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坐拥书城，充分满足了她对书籍的“饕餮”之欲。杨绛为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一本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料理柴米学当家
在牛津，杨绛为自己和钱钟书租下一处好房子。那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过街就是大学公园。他们先在食品杂货商店定好每日的鲜奶和面包。牛奶每晨送到门口，放在门外。面包刚出炉就由一个专送面包的男孩送到家里，正是午餐时。鸡蛋、茶叶、黄油以及香肠、火腿等熟食，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一切日用食品，店里应有尽有。他们只需到店里去挑选。店里有个男孩专司送货上门；货物装在木匣里，送到门口，放在门外，等下一次送货时再取回空木匣。他们也不用当场付款，要了什么东西都由店家记在一个小账本上，每两星期结一次账。
杨绛笑着说：“我们上图书馆或傍晚出门‘探险’需要的食品。店家结了账送来账本，我们立即付账，从不拖欠。店主把我们当老主顾看待。我们如订了陈货，他就说，‘这是陈货了，过一两天进了新货再给你们送。’有了什么新鲜东西，他也会通知我们。钟书《槐聚诗存》1959年为我写的诗里说我‘料理柴米学当家’。”
在他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钱钟书大显身手。杨绛因入睡晚，早上还没有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把早餐直端到她的床前。居然做得很好，还有黄油、果酱、蜂蜜。她可从没吃过这样早饭！
杨绛自认为，“我们自理伙食是冒险”。当时她想起曾看见过厨房里怎样炒菜，也学着炒。一次店里送来了扁豆，因为不识货，一面剥，一面还嫌壳太厚、豆太小。她忽然省悟，这是专吃壳儿的，是扁豆，于是便焖了吃，颇为成功。店里还有带骨的咸肉，可以和鲜肉同煮，咸肉有火腿味。至于猪头肉，杨绛向来认为“不上台盘”的：店里的猪头肉是制成的熟食，骨头已去净，压成一寸厚的一个圆饼子，嘴、鼻、耳部都好吃，后颈部嫌肥些。还有活虾。她很自信地说：“得剪掉须须和脚。”
她刚剪得一刀，活虾在她手里抽搐，她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钱钟书问她怎么了。
她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
钱钟书跟她讲道理，说道，虾不会像你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
就这样，他们玩着学做饭，觉得很开心。钱钟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
那段时候，她们夫妇俩真的很快活，自己打出了一个美好的天地。

读《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

《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讲述了杨绛先生的一生，她人生各阶段的经历，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
本书作者桑妮，本名张广慧，是女性传记文学领域的知名作者。她热爱文字、摄影、电影。代表作有《若无相欠，怎会相见》、《民国女子：她们谋生亦谋爱》、《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
下面我们分别从杨绛先生的 爱情、苦难、事业三 个方面，来看一下杨绛先生是如何优雅生活的。
1、爱情是不需要回报的付出
在说杨绛与钱钟书相遇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杨绛的家世。
杨绛的家族可谓是书香世家。曾祖父、祖父都是当时的书生，个个酷爱读书，又秉性耿直。
父亲杨荫杭也是刚正耿直的性情。后来做过律师，以刚正不阿扬名于世。父亲学识渊博，先后去过日本、美国留学，并翻译了诸多名著。父亲好读书，这种习惯一直影响了杨绛先生一生。
母亲唐须嫈有知识，长得美，品质内敛。结婚后只是安静地相夫教子、料理家务，从不抛头露面。将贤良淑德的中国传统美德发挥得淋漓尽致。
父母相濡以沫，无话不谈，从未吵过架。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夫妻典范。也许杨绛先生的爱情观、家庭观，从父母那里就已经定型了。
杨绛与钱钟书缘起于清华，二人相互仰慕已久，相遇便一见钟情。
他们当时在外都有一些传言，说杨绛与费孝通是恋人关系，说钱钟书与叶崇范早已定亲。他们对别人怎么说都毫不关心，但他们相遇时，便急忙向对方解释，各自澄清自己的清白。从此两人毫无顾虑，欣然在一起。
起初，二人不常见面，于是钱钟书写了许多情书，来表达对杨绛的思念之情。
1935年，钱钟书决定出国留学。杨绛听了非常支持，并决定与他一同前往。
钱钟书从小生活富足，处处有人照顾，因此对于日常生活一窍不通。杨绛对其了如指掌，不放心钱钟书自己出国，即使自费也要陪同。
刚到牛津时，他们的一日四餐均由房东提供。后来因为物价原因，伙食渐渐变差。就另寻了一处住所，自己做饭。
杨绛要亲自为丈夫做饭，这对从未接触烹饪的她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这阻挡不了对钱钟书的爱，她一次一次地尝试，不停地吸取教训。在钱钟书不断地鼓励下，她的厨艺越来越棒。每次做出来的菜，钱钟书都吃得意犹未尽。
在这美好的岁月里，他们迎来了女儿钱瑗。钱钟书对其爱意满满，杨绛视其为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谈到还要不要第二个孩子的问题，钱钟书说，如果有了别的孩子，分担给钱瑗的爱就会少一些，会很对不起她。其实他是不想再让妻子经历产子之痛。
在钱钟书创作《围城》期间，杨绛为其做起了“灶下婢”，劈柴、生火、烧饭、洗衣都是她的工作，她是最急于想看到《围城》的人。
在创作《围城》时，钱钟书对杨绛的爱也融入了故事情节中，许多细节都是他俩的亲身经历。 他们的爱情，经得起风花雪月，也耐得住柴米油盐。
他们的爱从头至尾，都未曾动摇过。钱钟书晚年得病，杨绛坚持亲自照看，寸步不离。“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大概就是说的他们之间的爱吧。
2、苦难中坚守本心
1938年，正是日军侵略中国的第二年。远在法国巴黎的杨绛得知母亲在逃难时去世的消息，心中非常悲痛。与钱钟书几番思量后，决定带着刚满一岁的钱媛回国。
回国后便面临着与丈夫分离的局面。钱钟书应冯友兰的邀约，去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做教授。杨绛则带着女儿去上海，她非常担心失去母亲的父亲。
当时，因为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在上海有公共租界，所以上海未被日军完全占领，成了一座“孤岛”。许多人纷纷逃难来到这里，导致房源紧缺，只能忍着拥挤生活。
作为钱家的媳妇，又担心父亲的精神状态。杨绛不得不带着女儿两头辗转，时常在钱家住几天，再回父亲家住几天。如此，父亲的状态逐渐好转，不久还当起了老师。
在担任振华女校的校长期间，除了管理学校的经营，她还有一份家教的工作，来缓冲日常开销。不管多么劳累与辛苦，只要看到女儿的笑脸，以及钱钟书的来信，都感觉身心都已轻松大半。
文化运动开始后，杨绛与钱钟书都被卷入了思想改造的浪潮中。
起初，杨绛被控诉在讲课时不讲其他，专讲谈恋爱。对于他人的评判，杨绛并未太过关注，她以豁然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生活。
1958年，47岁的杨绛为了避免负面影响，防止被人借题发挥，主动提出下乡改造。在改造期间，她遇到的困难接踵而至。
从未干过农活的她被要求农业劳动；住的地方都是土屋茅舍，睡的都是冷炕竹榻；喝的都是稀粥，吃的都是玉米面窝头，量少还难以消化；厕所是在缸上搭个板子，方便非常不方便；水资源紧缺，卫生条件极差。
在此期间，唯一能够抚平她内心苦难的就是钱钟书的来信。这些信件她随身携带，但是多了就容易暴露，最后只能忍痛将它们烧掉。
1966年，两人均遭到监管，衣食住行都受到限制。两人还都被剃了头，剃了头表示被打上了标签，人人都不待见。
他们还被安排了体力工作，杨绛打扫厕所，钱钟书打扫大院。一天下来，除了劳动，就是写检查，中间还会被各种挑刺儿。
1969年，因年纪比较大，他俩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地方住。然而，接二连三的不幸发生了，先是女婿王德一被扣上了“过左派”组织者的帽子，含冤自杀。接着，妹妹杨必因病去世，父母和三姑母的墓也被破坏掉，多名好友相继蒙冤去世。
诸多痛苦只能往肚子里咽，然后继续面对现实。她以创作记录一切，但她的文章却掩盖了许多残酷的事实，可见她乐观的态度。
1972年，受到周总理的特殊关照，也因身体和年龄的因素，获得了回京的批准。然而几年的动荡，令钱钟书的哮喘病更加严重，先后多次住进医院。
1994年，钱钟书被检查出了膀胱癌，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令人绝望的是，没过多久，女儿钱媛因肺癌也住进了医院，不久便去世了。两位白发人送黑发人，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吗？
就在女儿去世的第二年，钱钟书也撒手人寰，遗言是“好好活”。
逝去的都已逝去，活着的总得好好活着。她没有一直沉浸在悲痛中，而是作为留下来“打扫战场”的家中的最后一员，去记录三人的一切。
3、事业是一生的坚持
杨绛与钱钟书一样爱读书，且阅读量不输于丈夫。在伦敦留学期间，他们钟情的地方就是博德利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是全世界一流的图书馆，藏书远远超过清华大学的图书馆。
除了上课时间，他们大多都泡在图书馆，读各个领域的书。这段时间，不仅充实了知识涵养，也提高了外语水平。
抗日战争期间，杨绛夫妇带着女儿钱媛返回国内，要为国家付出自己的力量。
彼时，钱钟书应邀去西南联合大学做教授。杨绛则出任了振华女校的校长职位。干一行爱一行，她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校的经营上。少了些时间陪伴女儿，她对此非常愧疚。
1942年，话剧盛行。在陈麟瑞的建议下，杨绛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戏剧《称心如意》。经过反复修正，这部戏剧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
戏剧上演后，好评如潮。于是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等。
顿时，杨绛的名声大振。在钱钟书的《围城》问世之前，一提起钱钟书的名字，许多人都会说“哦，是杨绛的丈夫啊”。
70岁时，杨绛创作了18万字的《洗澡》，这是她唯一的长篇小说。著名学者施蛰存评价这部小说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这部著作在西方文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之前杨绛翻译过《吉尔·布拉斯》，编委会的领导林默涵认为杨绛可堪重任。便决定由她来翻译《堂吉诃德》。
杨绛从1959年开始学习西班牙文，就是为了翻译这部作品。
1961年，杨绛开始了正式翻译。因为经历文化运动，在翻译了四分之三的内容时，稿子被没收了。后来失而复得，但是自己又对之前的翻译不满意，于是推翻重新翻译。直到1976年才完成全部的翻译。
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随着这部著作的出版，中国获得了西班牙的友谊，杨绛也因此被西班牙国王授予“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同时被推举为中国翻译家学会的理事。
除了翻译《堂吉诃德》，杨绛还通过论文的形式，阐述了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1981年，她整理了自己的小说作品《倒影集》，收录了《璐璐，不用愁！》《大笑话》《玉人》《鬼》《事业》等。
2002年，在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4年后，她将他们三人的往事整理成了《我们仨》，这也是女儿钱媛生前的遗愿。这本书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一年便销售了50多万册。
杨绛先生对文字的热爱从未间断，100岁时仍每天坚持读书写作，即使患有心衰也从未间断，直至生命的尽头。
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学习了杨绛先生的爱情观，就是不求回报的付出。好在杨绛与钱钟书都是互相付出，相互扶持。在这一生的陪伴中没有留下任何瑕疵。
其次，我们了解了杨绛先生一生面临的苦难。磨难重重，但是她坚守本心，从未被苦难打倒，以乐观积极的态度笑对人生。
最后，杨绛先生的创作产出令人惊叹。她将阅读与创作当做一生的事业，她对文字的热爱不分语言与国界，即便是年龄也阻挡不了她对文化求索的脚步。
钱钟书夸她“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也只有钱钟书能够发出这样的赞美，也只有杨绛能够担得起这样的盛誉。

经典而精致的生活者——钱钟书

【齐帆齐微课12】（非主题文）
他是一个博古通今的人；他又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他是一个看透围城的人；他又是一个热爱围城的人。他是一个矜持清高的人；他又是一个低调从容的人。他——就是钱钟书。
1910年，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自幼好读书，书痴一枚。过目不忘，尤喜文史类读物，对数理类科目没有感觉。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名震校园。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同船赴英。1937年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之后随妻子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1938年秋，携妻子、女儿回国。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时为西南联大一部），后由于父亲的要求辗转至蓝田师院担任英文系主任。其间开始构思《围城》，并开始写作《谈艺录》。1941年回到上海后，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受困于上海。这可是钱钟书生活中最拮据的一段时光。任职于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仍然嗜书如命，并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著作，长篇小说《围城》也展开写作。
1945年抗战胜利。钱钟书也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辉煌时期。他的文艺评论著作《谈艺录》得以出版。小说《围城》也顺利出版，并引起读者巨大反响。由此，钱钟书学者兼小说家的地位得以完全确立。
1949年，钱钟书回清华任教。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钱钟书被委以重任，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工作，同时兼带研究生。后因为院系调整，清华文科部分并入北大。钱钟书摆脱教务，专职于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其间出版《宋诗选注》。五十年代末，钱钟书又成了《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组员。
文革爆发后，有人写大字报说钱钟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钟书和同时代许多学者或作家一样，受到不公正批判。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夫人杨绛也未能幸免，和他戴上了同一类让人心惊胆战的帽子。
1969年11月——1972年三月。钱钟书在“干校”（干部劳动改造的地方，形同犯人劳改）度过了他人生中的黑暗岁月。回京后，《管锥编》开始动笔。这将是钱钟书文艺论著的新的高峰。1976年，《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79年，文艺巨著《管锥编》（1——4册）得以出版。
钱钟书不愧为二十世纪杰出的学者和小说家。他学识渊博，出口成章。嗜书如命，勤奋写作。贡献最大的当属两部作品：《围城》和《管锥编》。用杨绛一副戏作的对联可以作出评价：“中书君即管城子，大学者兼小说家。”（“管”即《管锥编》，“城”即《围城》）。
在小说《围城》中，钱钟书有句名言：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就婚姻而言，二十世纪的名人中，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成了钱钟书笔下的模特儿：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等，都可算得上在“围城”中进进出出的角色。那个时期，新旧恋爱和婚姻思想激烈交织。自由恋爱结婚渐成主流。家庭的分合渐成常态。钱钟书通过一些列人物的生活描写，准确把握了人们在婚姻生活中的心态。所以，当小说发表后，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连恩师吴宓都连连称赞。直到今天，这本书的魅力还有增无减。可见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婚姻的透视力是非同一般的。
那么钱钟书在自己的家庭之“城”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从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到后来结婚，两人一同出国留学。钱钟书都和杨绛几乎是形影不离。除了少部分时间因为上课离开外，钱钟书对杨绛都是钟爱有加的。甚至，从那时起，他一生很长一段时间，钱钟书都会早上先起床给妻子做早餐。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男子“下厨”的事，应该是很少的，人们多认为，下厨煮饭之类的事，应由女人操持。许多男性名人的作品中，似乎也少有提及自己亲自进厨房煮饭之类的事。尽管在钱钟书在作品中借人物口中说出“女人是男人的衣服”，但现实中，他却是非常尊重妻子杨绛的。据杨绛《我们仨》一书中记载，钱钟书和杨绛一生中只吵过一次架。此后两人都是协商解决问题。如有分歧，就“求同存异”。留学回国后，钱钟书因为去外地工作，杨绛留守上海，钱钟书除了给妻子写信以表思念，还专为她写下了厚厚的日记。上海沦陷时期，两人一起努力，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直到抗战结束，《围城》的发表，生活中拮据的局面才得以改善。
建国初，钱钟书的工作担子很重，但他仍不时关心妻子、女儿。他甚至在自己忙不过来时，提醒自己的女儿钱媛照顾妈妈（其时钱媛才是一名十几岁的初中生）。在家里，因为两人都有自己要看的书或写的东西。钱钟书和杨绛互相尊重，各有天地，互不影响。
1972年从“干校”回京，为了给家人做早餐，钱钟书下了“决心”，终于学会了划火柴并为自己会划火柴感到非常自豪。女儿工作后，有时和他们在一起，更是“三分天下”，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遨游。除非遇到必须讨论或商量解决的问题，大家才开口。一家人在一起，都是追求精神生活高于一切的“书痴”，这种和谐而又彼此尊重的家庭生活堪称精致到极致。即使到了今天，也堪称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坐标。
钱钟书对女儿的关系也是非常令人称奇的。两人留学时，钱媛还未出世时，钱钟书就对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足见钱钟书的心中，是绝没有某些人心中的重男轻女的思想的。须知，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还未完全开化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很严重的。女儿出生后，钱钟书多了一份乐趣：逗女儿玩。讲故事，做游戏，学单词，一样都没有落下。甚至钱钟书还搞恶作剧，在女儿的肚皮上画人脸。这种平等的朋友似的父女关系相伴终身。按照杨绛的说法，钱钟书和女儿钱媛之间就是“哥们儿”关系。1997年，钱媛患癌病重，钱媛当时已近六十岁，给父亲钱钟书写信时，还在信封上标注写信人为“牛头”，并在信件中插入有趣的头像图。可见，钱钟书与女儿的关系是多么融洽！
杨绛在《我们仨》中有一段话，可以概括他们一家人的亲密关系：
“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早年的钱钟书，很有些自负。还在清华读书时，作为清华“三才子”之一的钱钟书，吴宓教授就非常器重他。但钱钟书上他的课似乎并不认真，或看课外书，或作画。但考试起来却不含糊。毕业时，校长冯友兰亲自找到他，要保钱钟书留校就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却被钱钟书拒绝。有人传出（后杨绛澄清钱钟书并未说此话）话，说钱钟书不愿留校的原因是他认为“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吴宓教授听说后却并不觉得气恼。后来，吴宓结婚，钱钟书在一篇文章中调侃师母“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一时让吴宓成为笑柄。
后来，钱钟书学术、人品日渐成熟。留学回国后，受聘去了云南西南联大。吴宓见了他，毫无芥蒂，热情地和钱钟书谈学论道，下棋游玩。钱钟书想起曾经写文章调侃师母的事，红着脸向恩师道歉，说自己当年年少轻狂，对不起恩师。吴宓却不以为然，笑说自己早就忘掉这事了。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某高官曾提出让钱钟书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被钱钟书拒绝。杨绛问他原因，他的回答是，他不喜欢“胡萝卜”。这个职位就是一个“胡萝卜”。他不想受“胡萝卜”的诱惑，也不想受“大棒”的驱使。
文革时期，有人想起要钱钟书参加“国宴”，钱钟书拒绝参加。来人说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参加的。不料钱钟书并不买账，以“我很忙”加以拒绝。
学术上，钱钟书对历代诗词作者都自己的独到评价。他拒绝人云亦云，坚持自己的见解。所以，钱钟书就有了“毒舌”的美名。
有人慕名想要拜访他，他却婉拒推卸。他的理由简单明白：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这只下蛋的鸡呢?
看起来，钱钟书似乎非常另类。他似乎是非常高调、很不在意别人看法的人。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低调从容的人。
杨绛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老王》，其中提到默存（钱钟书字）和自己有时坐老王三轮的故事。老王是北京一个穷苦的三轮车夫。没有老婆，无儿无女，连家都没有。钱钟书和杨绛之所以做他的破三轮，主要还是出于对他真诚的关心和同情。
人妖颠倒的文革时期，钱钟书和杨绛都受到批判。包括老舍等许多文人都被迫害致死。钱钟书和家人互相鼓励，淡定面对。中一位叫“追心逐悦”的网友记载了他们的表现：“一次他们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还挂着黑牌。两人不但不生气，反而彼此取笑谁更丑。每次出门前，杨绛还会帮钱钟书把脖子上的牌子挂正。”——这是怎样一种超然和从容的态度啊！当我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这种畸形的环境中，钱钟书和杨绛演绎了一场令人捧腹，又令人痛心的“黑色幽默”剧。
钱钟书的出众就在这里；钱钟书的魅力就在这里。
齐帆齐微课第6期28天第（12）篇累计（3600）字  共计（23777）字

他高考数学仅考了15分，清华校长看了试卷后怎样了？

钱钟书的身世非常的优越，他的父亲名字叫做钱基博，是当时的一名古文学家，不仅有着非常渊博的学识，而且觉悟也是非常的高，他曾经投身于中国的革命当中，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出了他自己的一份聪明才智。

钱钟书不仅有这样一位优秀而又出色的父亲，实际上他的养父也很优秀。钱钟书在很小的时候便被过继给了他的伯父钱基成，他就在这位养父的庇护下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养父与他的父亲一样，在学术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学术成果丰富。

事实上，钱钟书丝毫没有浪费他的这样一个出身背景，他在很小的时候便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而且钱钟书也表现出了对学习十分浓厚的兴趣。不过，钱钟书同样有着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钱钟书的成绩存在着严重的偏科现象。

钱钟书生活的环境，让他对文学对外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对数学对理科方面的知识却丝毫没有任何的想法。也正因为如此，钱钟书的成绩非常的偏科，他的国文和外语学得非常的好，几乎是满分的状态，但是钱钟书的数学确实非常差劲。

钱钟书的数学差劲倒也是在意料之中，毕竟从他的家庭环境中可以看出，他们家对于文科方面的家教比较好，对于理科方面的问题，恐怕就只能让钱钟书自己一个人专研了，这样的专研自然不会让钱钟书感兴趣。谁都知道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老师的话，数学可是绝对不能学好的，不像文科，数学不是光靠自己学习就能够学好的科目。

不过，钱钟书还是很想进入到清华大学学习，在1929年的时候，钱钟书当时20岁，他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虽然数学不好，可是钱钟书没有因此而退缩，试一试总是要的吧，而且数学也可以通过其他的科目来弥补，只要不是差的太多。

可惜，钱钟书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考试的成绩，竟然会如此的尴尬，让不少人都犯了难。

钱钟书的考试成绩严重偏科，偏科到什么地步呢？

钱钟书的国文和英语成绩竟然是满分，但是他的数学却只有15分。

要知道，就算是在现在的高考中，数学也是公共课科目，根本逃不掉，只要数学差，基本上就与名校无缘了。不过钱钟书毕竟不是参加的现在的高考，在当时他还是有一定的回旋的余地。

这让当时清华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非常的为难。因为这样一位学子对于清华大学而言，既可以让他进去，也可以不让他进去。能让他进去是因为他在文科方面的成绩都很优秀，满分的成绩足以证明钱钟书在这些方面的。而不能让他进去，是因为钱钟书在数学方面成绩很差，他严重偏科，按照当时清华大学的录取规定，他应当是不能满足的。

在民国时期，虽然当时社会混乱不堪，但是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像清华大学这样的领头大学，还是保留着一份该有的清高，并不会轻易就放开大门让一些人进入，钱钟书的成绩让招生老师也无能无力，毕竟相关的规章制度就在那里，谁也不能无视，谁也不敢轻易开这样一个例外。

左右为难的清华大学招生老师，于是便请来了当时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前来进行裁定。

罗家伦校长，有着欧美留学的背景，他在当时的思想十分的进步。面对钱钟书这样一位人才，他自然不肯放过，于是在看过了钱钟书国文和英语方面的试卷之后，于是他便当场拍板决定破格录取钱钟书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为什么这位校长如此的爽快就答应了呢？

实际上，这是因为清华校长在阅读完试卷之后，校长认为钱钟书的才华终究不会被埋没，虽然数学不好，但是他在文学方面却是一个可造之才，将来毕竟能有一番大作为，古代尚且讲究有教无类，对于任何想要学习的人，都应当满足其需求，更何况是清华大学这样的高校，那就自然不能放过一个人才。

可以说，这位清华大学校长对于人才十分的渴求，那么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如何呢？他有没有让这位大学校长失望呢？

事实上，钱钟书在文学方面的成就非常的高，创作出了非常多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二、钱钟书的文学成就

钱钟书被清华大学外语系录取，他在这里每天开心而又艰苦的学习。清华大学外语系高手林立，钱钟书虽然有幸能够进入这里学习，但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无忧无虑。他每天的学习也很辛苦，不过他的成绩最终还是没有辜负他的努力，他的成绩在同学们当中遥遥领先。钱钟书用自己的成绩，切切实实的回应了当时录取他的那位清华大学校长。

钱钟书还在清华大学遇见了他人生当中的另一半，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杨绛。最终钱钟书与杨绛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在钱钟书逝世之后，杨绛还对他念念不忘。两人之间的爱情早已被网友们传为了神仙爱情。

等到1935年的时候，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的他并没有中断自己的学习，他通过了当时公费留学的考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成功的拿到了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名额。

庚子赔款指的正是当时八国联军侵华时，给予美国的赔款。后来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劝说之下，美国答应放弃这笔赔款，转而将其用之于资助中国人前往美国的留学。

从那个时候开始，清华大学便一直是中国对外留学的一个基地。虽然现在大家对于清华毕业生出国留学多有抵触情绪，但是在最初的那个年代，清华大学的留学生很多还是回到了中国建设祖国。

钱钟书就是这些回到祖国的高材生的一员，虽然他学的是文科方面的知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理科才能拯救中国，可是钱钟书没有泄气，笔和枪一样可以救中国，枪可以拯救国人的肉体，文字可以拯救国人的精神。

钱钟书在英国的时候，学术方面小有成就，他出版了不少研究，推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1938年，钱钟书留学归来，立刻就被聘请为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这之后，钱钟书还创造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比如说，一直排在阅读榜前端的《围城》，到现在中国的文化圈依然从他的作品当中汲取精神食粮，人们也将围城所代表的一种现象。不断的深化和解读，从而获取新的含义。

在钱钟书逝世多年之后，杨绛出版了《我们仨》这部书，用来纪念他与钱钟书之间的感情和当年那段时光。

“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在文学领域大放光彩，为何却从不谈鲁迅？

“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很熟悉，出处正是《围城》，而且这句话还是书名的来源。

这本书的作者是有着“民国第一才子”称号的钱钟书，他15岁开始接触文学，19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35岁出版多篇小说，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反映。

曾经有外国记者表示，到中国只有两个愿望，一是看长城，二是看钱钟书。

民国第一才子，在文学领域大放光彩

1929年，19岁的钱钟书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而在入学考试中他的数学只考了15分，国学、和英语成绩将近满分。

在进入清华大学后，他就因为超凡的记忆力在学校中出名了，有人称他是照相机式的记忆，在清华学习期间，他的成绩非常优秀，还打破过学校的成绩记录，但是在课堂上，他从来都不会记笔记，还会看一些不相关的书籍，连他的老师都称赞他是当今文学方面的人才，并将他与陈寅恪相比。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经请钱钟书的父亲为新书《国学概论》做序，之后父亲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钱钟书，在写完后，钱穆没有修改一个字，认为写得非常不错。而那个时候钱钟书只有20岁。

如此年轻的他就有这样的文学功底，是非常厉害的，而这也注定他会在文学领域大放光彩，在其中有一席之地。

1935年，钱钟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英国公费留学生，而这也是史上最高成绩，之后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

在结束外国的学习后，钱钟书回国然后在西南联大进行教书，而他也是学校最年轻的教授，但是在一年后他就离开了。

1947年，他的长篇小说《围城》出版，33年后，《围城》再版，之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也因此在国外更有名气了。

而在和其他人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时，他在耶鲁大学用全英文做演讲，而他出色的演讲让很多外国人都很佩服，美国学家曾经评价没有想到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学问。

在文学领域，钱钟书做出了很多的成绩，民国第一才子的称号在他身上并不突兀，能阅读过他的作品，了解他的思想是非常幸运的。

婚姻是一座围城，他却不在围城中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校园中和杨绛认识了，两人初次见面印象非常不错，三年后两人举办婚礼，钱钟书在后来表示在遇到杨绛前，他从来没有想过结婚的事情。

有人评价两人的婚姻是中国作家中最完美，幸福的一对，但实际上两人既不门当户对，生活上又有很多的差异。

结婚后不久，钱钟书就得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他的生活能力非常差，此时杨绛还没有毕业，而杨绛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陪同钱钟书前去。

爱情很简单，就是你去哪里我陪伴你，帮助你解决生活中的小事，让你不再孤单，烦恼，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你，而杨绛就是这样做的。

来到牛津后，杨绛负责全部的家务活，而钱钟书会经常不小心将家中东西弄坏，每次都是杨绛给他善后。

在两人慢慢相处的过程中，钱钟书也开始学做起了家务。

他会每天早上为杨绛做一桌丰盛的早餐，在抗战开始后，两人受到清华大学的邀请，从上海来到北京，在这里两人一起携手相伴。

踏进围城，是要进行一生修行的，过程中要丢掉很多的东西，婚姻是一座围城，但钱钟书不在围城中。

以前车马很慢，书信遥远，一生只能做一件事，爱一个人，与一人相守，钱钟书和杨绛在一起相伴了64年，两人在清华的一眼注定了两人之后的牵绊，你的世界里有我，我的世界里有你，大概最美的爱情就是这样吧。

同是文学大家，为何钱钟书一生不谈鲁迅？

在鲁迅去世时，钱钟书正在海外读书，这时的他还没有什么大的名气，鲁迅对于他的名字想必是不知道的。

而对于钱钟书来说，鲁迅的名字是非常熟悉了，之后他还受到关于鲁迅问题的影响，但是他一生却没有对鲁迅进行谈论，这不免让人好奇。

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首先钱钟书是非常有个性的，对于文学领域很多的人，他都看不上，这也不能说他自负，关键人家有这个资本，在他的一生中，关系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少，所以可能钱钟书对于鲁迅的作品和人品并不关心，所以也就没有评论了。

第二可能是鲁迅的为人他不喜欢，在1984回复香港主编的信中，他写到：“三年前鲁迅纪念传记中，没有提到他的原配夫人，这在国内外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没有人敢直接说出来。”所以有人认为这是钱钟书对鲁迅婚姻生活的讽刺。

最后两人还有一些私人恩怨，虽然两人没有正面交锋过，但同是文学大家，家人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交集。钱钟书的父亲就曾经因为文章和鲁迅有过矛盾，双方互不相让，他妻子杨绛的姑姑和鲁迅的关系非常不好，鲁迅曾经撰文多次批评杨绛的姑姑，想必和妻子关系如此甚好的钱钟书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钱钟书的一生是非常自在的，他远离政界，醉心于文学创作和人格的独立，对于鲁迅，他知道自己的评论会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他也索性就不去评价，他也一直在回避着这个问题，而这也是他聪明之处。

对于钱钟书来说，他的一生只在追求两件事情，那就是学术和婚姻，在学术上他的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在婚姻上，他和妻子相伴64年，成就了文坛美满的婚姻，让无数人羡慕与称赞。

杨绛在 老王 课文中他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老王与杨绛、钱钟书是什么关系？

1935年，钱钟书决定参加出国留学的考试。当时报名人数总共近300人，结果被录取的只有24人。在这24位被录取者当中，钱钟书不仅是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而且总成绩最高。钱钟书把已被录取、准备赴英留学的消息，告诉了杨绛，并希望她能陪同一起出国。杨绛知道钱钟书出自读书世家，从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里，对日常生活不善自理，假如自己与他一起出国，可以照顾他。因此，杨绛打算不等毕业，先与钱钟书结婚，再一同出国。
为了赶在出国前结婚，钱、杨两人决定于1935年夏举行婚礼。新郎新娘身穿礼服，仪表俨然。杨绛后来曾说过：“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此情此景，不禁使人联想到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曹元朗与苏文纨的婚礼。
结婚不久，杨绛随丈夫钱钟书远赴英国。此番出国，钱钟书系公费，而杨绛是自费。初来乍到，钱钟书就遭遇“不幸”。据杨绛回忆：“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这难免使她想起钱钟书曾常自叹“拙手笨脚”。原来她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她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云集了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牛津大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图书馆，名叫博德利图书馆，钱钟书将其戏译为“饱蠹楼”。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1611年，英国书业公司就承担了把各种新书（包括重印书）都免费送一本给这个图书馆的义务。钱钟书和杨绛在这里如鱼得水，差不多把业余时间全部泡在读书上面。他们借来一大堆书，涉猎包括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等各种图书，固定占一个座位，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并作了详细的笔记。一副饱学终日、乐此不疲的模样，令人神往。杨绛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她从前还没享受过这等自由。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坐拥书城，充分满足了她对书籍的“饕餮”之欲。杨绛为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一本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料理柴米学当家
在牛津，杨绛为自己和钱钟书租下一处好房子。那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过街就是大学公园。他们先在食品杂货商店定好每日的鲜奶和面包。牛奶每晨送到门口，放在门外。面包刚出炉就由一个专送面包的男孩送到家里，正是午餐时。鸡蛋、茶叶、黄油以及香肠、火腿等熟食，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一切日用食品，店里应有尽有。他们只需到店里去挑选。店里有个男孩专司送货上门；货物装在木匣里，送到门口，放在门外，等下一次送货时再取回空木匣。他们也不用当场付款，要了什么东西都由店家记在一个小账本上，每两星期结一次账。
杨绛笑着说：“我们上图书馆或傍晚出门‘探险’需要的食品。店家结了账送来账本，我们立即付账，从不拖欠。店主把我们当老主顾看待。我们如订了陈货，他就说，‘这是陈货了，过一两天进了新货再给你们送。’有了什么新鲜东西，他也会通知我们。钟书《槐聚诗存》1959年为我写的诗里说我‘料理柴米学当家’。”
在他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钱钟书大显身手。杨绛因入睡晚，早上还没有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把早餐直端到她的床前。居然做得很好，还有黄油、果酱、蜂蜜。她可从没吃过这样早饭！
杨绛自认为，“我们自理伙食是冒险”。当时她想起曾看见过厨房里怎样炒菜，也学着炒。一次店里送来了扁豆，因为不识货，一面剥，一面还嫌壳太厚、豆太小。她忽然省悟，这是专吃壳儿的，是扁豆，于是便焖了吃，颇为成功。店里还有带骨的咸肉，可以和鲜肉同煮，咸肉有火腿味。至于猪头肉，杨绛向来认为“不上台盘”的：店里的猪头肉是制成的熟食，骨头已去净，压成一寸厚的一个圆饼子，嘴、鼻、耳部都好吃，后颈部嫌肥些。还有活虾。她很自信地说：“得剪掉须须和脚。”
她刚剪得一刀，活虾在她手里抽搐，她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钱钟书问她怎么了。
她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
钱钟书跟她讲道理，说道，虾不会像你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
就这样，他们玩着学做饭，觉得很开心。钱钟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
那段时候，她们夫妇俩真的很快活，自己打出了一个美好的天地。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 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 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2年在清华结识杨绛先生，次年毕业，赴上 海光华大学执教。
1935年，先生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 留学。两年以后，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 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 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 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 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 珠港事件爆发，先生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 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
抗战结束后，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 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 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 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 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 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受到冲击，并 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 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 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 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 88岁。
杨绛：
杨绛,(1911——)，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著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随笔集《将饮茶》，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