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诗经》之比较 《楚辞》与《诗经》二者都是我国早期诗歌中的杰作，《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楚辞是浪漫主义的奠基之作.，各具特色，二者之比较在于： 一、含义不同. ①《楚辞》是指我国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新诗体的专用名称，即“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亦指西汉刘向辑录的屈原、宋玉等人的诗歌总集；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楚国民歌与中原地区流行的民歌在音调、句式、韵律以及风格、情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同楚辞有明显的沿承关系，楚辞不过是扩展了的文人化的楚歌. ②而《诗经》原名“诗”或“诗三百”，战国时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但并未被视为“经典”，汉设置“五经”博士，《诗》于是被官方推崇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故称为《诗经》.《诗经》中的作品本来都是要以由乐器伴奏演唱的乐歌，所以《墨子？公盂篇》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它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小雅. 《诗经》中的三百零五首诗歌主要是由周王朝在各诸侯国的协助下于民间搜集的诗歌和贵族们为特定场合如祭祖、宴客、出猎、房屋落成等典礼，以及为讽谏、颂美等目的而向君主进献的诗组成的. 二、作者不同. ①《楚辞》是屈原、宋玉等人（大多是屈原）所作，有较为固定的作者； ②而《诗经》只有少量的篇目提及作者，但是不可信.从采诗说看，这些篇目可能经过周王朝各代文官采师加以修订，经多人之手，故为集体创作. 三、篇目及分类. ①《楚辞》中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篇目，但未见其分类； ②《诗经》有三百零五篇，并其按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每一类均有其侧重. 四、内容不同. ①《楚辞》主要描述屈原、宋玉等人的政治主张、爱国思想，而且其中多楚地巫风之事或习俗，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⑴楚辞作品中贯穿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体感受和他们在社会以及自然现象激发下喷涌出来的情感，他们不再专注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创造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不屈的灵魂在狂热的斗争中寻找出路，奔向光明. ⑵楚辞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哀怨的诗，可都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辞则继承楚歌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调，以粗重的笔墨渲染出一种悲怆激昂的画面.宗教巫术作为楚辞的主要题材，作品中容纳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巫术礼仪，并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抒发作者内心感情. ②而《诗经》是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⑴周民族的史诗. 雅、颂中的一些诗篇在为周王朝歌功颂德的同时，也较客观地记录了周部族发展的历史.例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大明》等，这些诗叙事性很强，记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和传说. ⑵颂歌和怨刺诗. 其中的怨刺诗主要批评王道衰微、礼崩乐坏，人伦废丧的产物；颂歌则主要描写歌颂周朝的历史功绩. ⑶婚恋诗. 《诗经》中有大量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篇章，其中以《国风》最多，艺术性较高，它们大多产生于民间.许多诗歌坦诚、大胆地描写了青年男女的相爱之情.它的基调健康、乐观，感情真挚、热烈，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例如《邶风.静女》.除了热恋的欢乐外，对相思的焦灼、失恋的痛苦，《诗经》许多篇章也有生动的描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表现妇女悲惨命运的，如《卫风.氓》. ⑷农事诗. 《诗经》中有很多诗歌是反映农事、畜牧活动以及祭祀、宴会情况的，它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风貌.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它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描写事物和生活，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既有较高的概括性又十分具体、生动.这种创作方法被后代称为"风雅"风格，当属《诗经》的艺术特色之一，不论是长篇的叙事诗，还是篇幅较短的抒情之作，还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诗经》都显示了其现实主义的艺术特色. ⑸征役诗. 在描写战争中，或表现为自豪乐观，或同仇敌忾，或仇恨战争；而徭役诗则侧重于揭露沉重的服役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如《卫风.伯兮》. 五、语言句式不同. ① 《诗经》 ⑴《诗经》的语言，首先多单音节词的重叠使用.如“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⑵“双声叠韵”词的使用，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类词还有：参差、辗转等. ⑶句型以四言为主，节奏为每句两拍，“四言二拍”的形式适应了当时的节奏. ⑷《诗经》联章复沓，回环往复的特点，以适应反复吟唱的需要. ⑸最后，《诗经》中的比拟、夸张、对偶、排比、拟声等多种修辞手法的应用. ② 《楚辞》 ⑴《楚辞》相比《诗经》，其辞藻更为华丽，富有个性. ⑵从句式上看，《楚辞》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创造了一种以六言、七言为主的句式长短不齐，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新诗体——“骚体”。
首先，《诗经》是民间创作，大部分是民歌——十五国风。
而《楚辞》是文人创作，所以在这一点上就决定了语言运用和关注方向上及表达方法上的不一样。其次，《诗经》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它以百姓为出发点，大部分以历史什么的现实存在的为比喻，所以是现实主义的发端；而《楚辞》则是浪漫主义的开始，因为《楚辞》里面大量运用了神话等带有明显楚文化神秘色彩的内容，所以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起点。
再者，《诗经》大部分是四言诗，夹杂二言至八言不等的杂言，为后世律诗绝句等格律诗做出尝试；而《楚辞》则以楚方言为特色语言运用，“兮”字为代表，开创了后世“骚体诗”等问题。最后，他们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诗经》成为经典，为后世所有学子科举的必读经典及试题出处，入《四库全书·子部》。
而《楚辞》则作为辅导书目，入《四库全书·集部》。地位立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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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分风格，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所谓之一的源，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
《诗经》和《楚辞》在修辞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总述《诗经》和《楚辞》的主要内容上的差别 1、《诗经》涉猎面很广，思想内容广阔，涉及民族的史诗，赞颂，怨刺，婚恋，农事和征役等题材丰富多彩。
比如有表现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表达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王风于役》；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如《小雅节南山》、《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涉及了各个方面。总的来说，《诗经》所要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尤其是平民真实的生活和情感。
然而《楚辞》与此不同，《楚辞》是由文人士大夫所作，因而它所表达的多是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其中较多的是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的“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此外，《楚辞》作品中贯穿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体感受和他们在社会以及自然现象激发下喷涌出来的情感，他们不再专注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创造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不屈的灵魂在狂热的斗争中寻找出路，奔向光明。
《楚辞》作品中还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哀怨的诗，可都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辞》则继承楚歌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调，以粗重的笔调渲染出一种悲怆激昂的画面。
宗教巫术作为《楚辞》的主要题材，作品中容纳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巫术礼仪，并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抒发作者的内心感情尽管《诗经》和《楚辞》在内容上不同，但也有其相似的部分，就是《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2、《诗经》作为“平民文学”，既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而它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和写实。
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而《楚辞》作为文人之作，它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中，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辨》，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
此外，它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言它，如《离骚》的开篇，谈屈原的身世显赫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揽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与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子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显现了整体的大气之风！ 因而，总的概括而言，《诗经》无论记事、写物还是抒情，都是确确实实的，言之有物的，而《楚辞》看似言而无物，但无形为有形，其意蕴深远，极尽腾挪之能事。二，《诗经》和《楚辞》的地域差别1，如果说《诗经》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的代表，标志着黄河流域文学最高成就的话，那么，以屈原为首创作的《楚辞》，则是先秦时期南方楚文化的代表，标志着江淮流域文学的最高成就。
2，《诗经》与《楚辞》犹如闪耀于古老文学夜空的明星，南北辉映，彪炳千秋。在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代表文学传统，沾溉后世，厥功大矣。
虽然《诗经》和《楚辞》是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面貌各异的文学样式，但它们之间却有着外在的、内在的、表面的、本质的多方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三，《诗经》与《楚辞》的作者的差别1，《诗经》中的作品只有少部分有作者的提及，大部分篇目的作者无从考据，《诗经》主要献自公卿列士，部分采自民间，再经周王朝各代王官，乐师加工修订，流传既旧，经手亦多，具有集体创作的性质。
2.《楚辞》的作者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四.《诗经》和《楚辞》的艺术手法的差别1.修辞手法 1）《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篇幅较小，用词凝练且多用单音字词，兴的手法运用等使其呈现出简洁精练的修辞特点；《楚辞》句式以六言为主，篇幅较长，多状貌语，运用虚字等使其呈现出铺引渲染的修辞特点。
2）《诗经》运用词头词尾。叠音词等凑足音节，使节奏平稳凝重，呈现出和谐中正的修辞特点；《楚辞》运用楚地方言，取材奇花异草，气势恢宏的长句和短句交错，平稳中求变化的节奏使其呈现出恢宏奇丽的修辞特点。
3）《诗经》取材生活化，语言朴素平实以及为文的不事雕琢，使其呈现出平实自然的修辞特点；《楚辞》感情真挚热烈却不乱章法，以“兮”字作语气的缓冲且恪守语法规则，使其呈现出激愤沉郁的修辞特点。2.《诗经》和《楚辞》的艺术表现形式及表现手法： 1）《诗经》中的诗歌大多为短篇小品，以凝练精辟见长，恢宏广大不足，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对后代诗歌的影响很大，树立了一种朴素而优美的风格，不事雕琢，而是选择准确。
《诗经》分为风雅颂，含盖复了周朝及中原各列国的作品，大部分源于黄河流域，属于北方文学；《楚辞》流行于楚地，也就是今制天的湖北一带的南方长江流域，属于南派。
《诗经》是官方采集各地民歌汇集成册，带有一定的政治说教色彩；；《楚辞》主要是屈原抒发个人情感，创作加工而成的。百
《诗经》的风格以写实为主，多用“比兴”是他的特点；《楚辞》是浪漫主义的代表，抒情与丰富的想象是他的特征。
《诗经》成度出较《楚辞》早300年。
《诗经》和《楚辞》都是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诗歌著作。
它们一个代表现实主义，一个代表浪漫主义，对我国后世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们虽然都因同出于华夏文化之源而有许多共同点，但也由于各自产生时代、地域等的不同以及作者身份、地位和阅历等的差异，彼此间又在创作精神、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传统道德观念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
分析和比较这些异同和差别，这对于更好地认识、了解这两部作品的性质和特点是不无意义的。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而这两种所谓主义的源头，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
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
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另外，从内容上，《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和《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
与之不同的是《楚辞》，《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前面说到，《诗经》可看作是“平民文学”，因此，《诗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与“写实”。上升到一个高度，便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
《楚辞》是文人之作，这就理所当然牵扯到文采。楚辞，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辩》，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
像《离骚》开篇，谈作者的显赫身世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是何等的大气！文中作者思绪驰骋：“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粮。为余驾飞龙兮，亲瑶象以为车。”
让飞龙为自己驾车，以象牙美玉作车，想象是何等的开阔与大胆！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用以概括楚辞的艺术特点，是极其恰当的。
作一个比较，《诗经》无论记事、写物、抒情，都是确确实实、言之有物的。楚辞看似言而无物，但无形为有形，其意蕴深远，极尽腾挪之能事。
《诗经•卫风•硕人》写美人用了这样一段话：“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蝍，齿如槬犀，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谓美极，写实的手法也用的淋漓尽致。通过对具体物象手、肤、颈、齿、眉、目等的描写，勾勒出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
我们再看看楚辞中对湘夫人的描写：“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湘夫人》），完全凸现了一个“虚”，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这只是一个例子，但《诗经》与《楚辞》在艺术风格上得差异便可见一斑。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
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
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
在中国传统诗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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