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
周公东征，四国是遒。【译文】 我的圆孔斧战破， 我的方孔斧缺损。
周公率师去东征， 四国叛乱被匡正。可怜我们从军者， 能够生还是幸运。
我的圆孔斧战破， 我的凿已经残缺。周公率师去东征， 四国臣民被感化。
可怜我们从军者， 能够生还是喜事。我的圆孔斧战破， 我的凿已经残缺。
周公率师去东征， 四国局势已安定。可怜我们从军者， 能够生还是美事。
【读解】 周公东征平叛，对统治者来说是英明之举，正义之举，受到 大肆赞颂。对打仗的普通士兵来说，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安 危和家庭生活的幸福，因而有幸死里逃生，自然是要大肆庆贺的。
对于战争，平民百姓的苦恼肯定与肉食者们的苦恼不一样。肉 食们担心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权会丧失，关心的是保持和 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的稳固。
用平民百姓的痛苦和死亡来换取他 们所看重的一切，完全可以在所不惜，并且还会想出种种冠冕堂 皇的理由来装点自己。平民百姓关心的是丰衣足食，平安和睦，充 军打仗是迫不得已，杀人饮血是迫不得已，眼看同乡同伴战死，武 器残破，白骨遍野，得以不死，能不庆幸吗？ 肉食者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大概从来都难以取得一致，这 很自然。
但是，是不是可以多多设身处地为老百姓想想，想想他 们那些最基本、最没有非份之想的生存愿望？老百姓如水，导向 哪里就流向哪里；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1]。周公东征，四国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2]。周公东征，四国是吪[3]。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4]。周公东征，四国是遒。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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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音枪，斧
亦孔之将：死里逃生，也算大幸
[2]：音奇，矛属
[3]：音俄，动，化
[4]：音求，穿刺的兵器
遒：音优，固，敛
《诗经·卫风·木瓜》 【原文】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 报之以琼玖。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翻译】 你将木瓜投赠我， 我拿琼琚作回报。不是为了答谢你， 珍重情意永相好。
你将木桃投赠我， 我拿琼瑶作回报。不是为了答谢你， 珍重情意永相好。
你将木李投赠我， 我拿琼玖作回报。不是为了答谢你， 珍重情意永相好。
【赏析】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
可是倘若据此便认为《抑》的传诵程度也比《木瓜》要高，那就大错而特错了，稍微作一下调查，便会知道这首《木瓜》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
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
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
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
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平心而论，由于诗的文本语义很简单，就使得对其主题的探寻反而可以有较大的自由度，正如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小它的外延越大，因此，轻易肯定否定某一家之说是不甚可取的。
有鉴于此，笔者倾向于在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本诗，将其视为一首通过赠答表达深厚情意的诗作。《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
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
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
这样，我们不妨说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
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
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显然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
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诗经·国风·桃夭 【原文】 桃之夭夭①，灼灼其华②。
之子于归③，宜其室家④。桃之夭夭，有⑤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⑥。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译文】 桃树含苞满枝头， 花开灿烂如红霞。
姑娘就要出嫁了， 夫妻和睦是一家。桃树含苞满枝头， 果实累累坠树丫。
姑娘就要出嫁了， 夫妻和睦是一家。桃树含苞满枝头， 桃叶茂密色葱绿。
姑娘就要出嫁了， 夫妻和睦是一家。【读解】 一首简单朴实的歌，唱出了女子出嫁时对婚姻生活的希望和憧憬，用桃树的枝叶茂盛、果实累累来比喻婚。
《诗经·国风·豳风》的破斧，是一篇管、蔡、殷、奄四国之民对周公赞颂的歌。
《毛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
郑笺：“恶四国者，恶其流言毁周公也。”周武王灭纣，据有天下，封纣子武庚于殷，再封自己的弟弟姬鲜、姬度、姬处于管、蔡、霍以监视武庚。
武王死，成王年幼，由周公辅政，武庚、管、蔡、徐、奄等国叛周。周公率兵东征，历时三年，平定叛乱。
管、蔡、殷、奄四国之民因作此歌以赞美周公。全诗三章，采用复沓形式，各章仅异数字。
孔颖达疏曰：“三章上二句恶四国，下四句美周公。”破斧【作者】佚名 【朝代】先秦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遒。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
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希望能帮助到你。
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1]。
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2]。周公东征，四国是吪[3]。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4]。
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注释】：[1]：音枪，斧亦孔之将：死里逃生，也算大幸[2]：音奇，矛属[3]：音俄，动，化[4]：音求，穿刺的兵器遒：音优，固，敛。
哈哈~你是8中的哈？！诗经·国风·桃夭【原文】桃之夭夭①，灼灼其华②。
之子于归③，宜其室家④。桃之夭夭，有⑤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⑥。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译文】桃树含苞满枝头， 花开灿烂如红霞。
姑娘就要出嫁了， 夫妻和睦是一家。桃树含苞满枝头， 果实累累坠树丫。
姑娘就要出嫁了， 夫妻和睦是一家。桃树含苞满枝头， 桃叶茂密色葱绿。
姑娘就要出嫁了，夫妻和睦是一家。【读解】 一首简单朴实的歌，唱出了女子出嫁时对婚姻生活的希望和憧憬，用桃树的枝叶茂盛、果实累累来比喻婚姻生活的幸福美满。
歌中没有浓墨重彩，没有夸张铺垫，平平淡淡，就像我们现在熟悉的、谁都能唱的《一封家书》、《同桌的你》、《小芳》一类的歌。魅力恰恰就在这里。
它符合天地间一个基本的道理：简单的就是好的。正如女子化妆，粉黛轻施的淡妆总有无穷的神韵，没有的地方总觉得有，有的地方总觉得没有。
浓妆艳抹，厚粉浓膏，不仅艳俗，而且拒人于千里之外，让人疑心厚重的脂粉底下有多少真实的货色，或许卸下妆来是半老徐娘一个或满脸雀斑。简单是质朴，是真实，是实在，是亲切，是萦绕心间不能忘却的情思。
刻意修饰是媚俗，是虚伪，是浮泛，是浅薄，是令人生厌，是古人常说的恶俗。简单质朴既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也是艺术的一种境界，并且是至高的境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原文】《诗经·国风·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①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②无已大康，③职思其居。④好乐无荒，⑤良士瞿瞿。
⑥蟋蟀在堂，岁聿其逝。⑦今我不乐，日月其迈。
⑦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⑧蟋蟀在堂，役车其休。⑨今我不乐，日月其慆。
⑩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⑾【译文】蟋蟀在堂屋，一年快要完。今我不寻乐，时光去不返。
不可太享福，本职得承担。好乐事不误，贤士当防范。
蟋蟀在堂屋，一年将到头。今我不寻乐，时光去不留。
不可太享福，其他得兼求。好乐事不误，贤士该奋斗。
蟋蟀在堂屋，役车将收藏。今我不寻乐，时光追不上。
不可太享福，多将忧患想。好乐事不误，贤士应善良。
【赏析一】 就诗论诗，本篇劝人勤勉的意思非常明显，可是《毛诗序》偏说是“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悯）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娱）乐也”。
清方玉润驳得好：“今观诗意，无所谓‘刺’，亦无所谓‘俭不中礼’，安见其必为僖公发哉？《序》好附会，而又无理，往往如是，断不可从。”（《诗经原始》）对《诗序》说纠正较早的当是宋王质，其《诗总闻》指出“此大夫之相警戒者也”，而“警戒”的内容则是“为乐无害，而不已则过甚。
勿至太康，常思其职所主；勿至于荒，常有良士之态，然后为善也”。释语达理通情，符合原诗。
较他说为胜。拙著《诗经选注》定本篇为“劝人勤勉的诗”，即是受王质说启发。
本篇三章意思相同，头两句感物伤时。诗人从蟋蟀由野外迁至屋内，天气渐渐寒凉，想到“时节忽复易”，今年已到了岁暮。
古人常用候虫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来表示时序更易，《诗经·豳风·七月》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九月在户”与本诗“蟋蟀在堂”说的当是同一时间。
《七月》用夏历，本诗则是用周历，夏历的九月为周历十一月。本篇诗人正有感于十一月蟋蟀入室而叹惋“岁聿其莫”。
首句丰坊《诗说》以为“兴”，朱熹《诗集传》定为“赋”，理解角度不同，实际各有道理。作为“兴”看，与《诗经》中一些含有“比”的“兴”不同，它与下文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但在深层情感上却是密不可分的，即起情作用。
所以从“直陈其事”说则是“赋”。从触发情感说则是“兴”。
这一感物惜时引出述怀的写法，对汉魏六朝诗影响很大，《古诗十九首》中用得特多，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亦常见，如其第十四首（依《阮籍集校注》次第）：开秋肇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
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准……开头与下文若即若离，与《蟋蟀》起句写法一脉相承，只是这里点明了“感物”的意思，而《蟋蟀》三、四句则是直接导入述怀：诗人由“岁莫”引起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他宣称要抓紧时机好好行乐，不然便是浪费了光阴。其实这不过是欲进故退，着一虚笔罢了，后四句即针对三、四句而发。
三章诗五、六句合起来意思是说：不要过分地追求享乐，应当好好想想自己承当的工作，对分外事务也不能漠不关心，尤其是不可只顾眼前，还要想到今后可能出现的忧患。可见“思”字是全诗的主眼，“三戒”意味深长。
这反覆的叮嘱，包含着诗人宝贵的人生经验，是自儆也是儆人。最后两句三章联系起来是说：喜欢玩乐，可不要荒废事业，要像贤士那样，时刻提醒自己，做到勤奋向上。
后四句虽是说教，却很有分寸，诗人肯定“好乐”，但要求节制在限度内，即“好乐无荒”。这一告诫，至今仍有意义。
本诗作者，有人根据“役车其休”一句遂断为农民，其实是误解，诗人并非说自己“役车其休”，只是借所见物起情而已，因“役。
你说的不太清楚，只能猜猜了。
第一个字读bin（一声），跟“宾”一个音，《诗经》里面有《豳风》，是十五国风之一，含诗歌七篇。豳是个地名，在现在的陕西彬县。
《诗经》里面的豳风七篇，篇名是：《七月》，《鸱枭》，《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诗歌具体内容，你可以在网上去搜，很容易找到。
现在来看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有四个字，我认为只有其中第一个字（豳）是正确的。第二个字“几”应该是“风”之误。第三、四两字是因原字不可识读而用来代替用的方框，可以读成“某某”。你要知道它具体代的是什么字，要根据上下文。我认为它可能是《诗经 豳风》七篇当中的任意一篇，你可以查找到这七篇的具体内容，再根据上下文来确定到底是哪一篇。
总结一下，你问的“豳几㟻㡓”，它可能是以下七种答案当中的某一个：
豳风 七月
豳风 鸱枭
豳风 东山
豳风 破斧
豳风 伐柯
豳风 九罭
豳风 狼跋
《诗经》中作品的年代大多不可考，但它所收诗的年代断限，一般是由比较公认的最早或最晚的几首诗来确定的。
《豳风》中的《东山》、《破斧》据记载是反映“周公东征”的。周公东征在周成王三四年左右（前1113年〜前1112年）。
《诗经》中最晚的诗是（〈陈风•株林》，它所反映的是“刺灵公”的事。据《左传》记载，陈灵公淫乱的事，在周定王七年（前600），相当于春秋中叶。
也就是说，《诗经》中诗篇的时代，应上起西周初，下不晚于春秋中叶。西周和春秋时代，周王朝实行的是分封制，中国由许许多多诸侯国统治着。
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来往或者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乐工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
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乐工们是伺候贵族的，搜集的歌谣自然得迎合贵族的口味，平民的作品往往是经过了乐工们的加工后才会人选的。
除了搜集的歌遥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殊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所作的诗， 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当时还有这样一种风气，臣下想要劝谏或者赞美君主的时候， 往往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而是作了诗献给君上，让乐工唱给君上听，这就是献诗。
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带着乐谱的唱本；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 乐谱就此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这便是后来的《诗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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