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拙，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现实主义
一、《诗经》的体制
《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汉代“独尊儒术”以后，被视为儒学的经典，故称《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的诗歌。全书加上“有目而无辞”的诗，共311篇，其中有六篇所谓的“笙诗”（即有声无辞的诗，相当于今天的曲谱。），没有诗歌内容，故《诗经》实际上是305篇。《诗经》的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风”是指“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共160篇；
关于“风”的解释，古今也多有不同。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风”指音乐曲调，《国风》即诸侯所辖地域的乐曲，相当于后世的地方乐曲。
“雅”包括“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105篇；“雅”是“正”的意思，即符合标准的意思。诗经》中的《雅》是指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即王畿（周王国都一带）乐。《颂》是统治阶级用来宗庙祭神祭祖的乐歌。“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
二、《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的思想内容，概括地说有以下五个大的方面。
（一）、歌颂祖先功业的祭祀诗
这类诗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三颂”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是《周颂》。这类作品中被后世认为历史价值、文学价值最高的，收录在《大雅》中的、被称为是周族史诗的五篇作品：《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五首诗合起来，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诞生、建国至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的全部历史，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周人推翻商朝统治的斗争，可以说，这五首诗是周人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
（二）、反映社会矛盾的怨刺诗
这些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如国风中的《伐檀》《硕鼠》《相鼠》《南山》《株林》等，或讽刺贵族的不劳而获、贪得无厌，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这些诗在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
（三）、描写战争与徭役的诗篇
《诗经》中描写战争的诗，有一部分诗表现了将士们同仇敌忾的豪情壮志，充满了乐观精神。但更多的诗着重表现对于敌人的痛恨、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充满了忧伤的情绪。如：《豳风·东山》，写出了一位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悲喜交集、喜胜于悲的复杂心情，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
（四）、反映劳动生产的诗篇
周部族的始祖是以农立国，周代的经济也是以农业为主，所以《诗经》中反映劳动生产的诗歌比比皆是，即使是用于祭祀的《周颂》中，也有写劳动生产的诗，《国风》中更是有这类作品。如《豳风·七月》，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堪称是《诗经》劳动诗的最优秀的作品
（五）、反映爱情和婚姻的诗篇
《诗经》中有关这一主题的诗，数量相当大，占《诗经》全部的1/3，主要集中在《国风》中。从内容上看，这些诗歌，大多数是对爱情率真大胆的表白，感情大都是真挚、热烈、纯朴、健康的。
在我国诗词史上，被后人最敬仰的有四个人，即李白、杜甫、白居易和苏轼，他们分别被后人称为：诗仙、诗圣、诗魔和诗神。
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认为一点都没错，其中最历害的应该是苏轼、杜甫、李白和白居易。神、圣、仙、魔。
苏轼是我国近千年来少有的甚至可以说唯一的“全才”，如果说他是“千秋第一才子”，我认为也是实至名归的、当之无愧的。苏轼在诗、词、文章、书法、绘画诸方面的成就和作为都是十分杰出的并且在美食方面的成就也是极为突出的，东坡肘子、东坡肉说明了他的烹饪技术确也非同凡响。
“中华文坛、千古一人”乃东坡也。
1. 钟嵘之前，文论家并未注重陶潜。
2. 《诗品序》标举历代优秀的五言诗，其中所举优秀五言诗作家， 均由上品和中品诗人组成，中品十人。在三十九位中品诗人中标举的十位诗人， 大多以感恨之气和清丽之词为钟嵘所赞赏。如嵇康、刘琨、郭璞、颜延之、鲍照、谢惠连等人， 其中张华即置之上品疑弱而屈处中品的诗人。陶渊明以《咏贫》之制被钟嵘誉为“ 五言警策” ， 自入标举者之列。从陶渊明虽列中品， 而在中品诸家中实居上乘地位， 可见钟嵘对陶渊明的重视。
3. 钟嵘对近世诗人要求严格，上品十二人中， 汉三人、魏三人， 晋五人， 宋仅谢灵运一人， 齐梁均无人， 这也是原因之一。
4. 钟嵘在《诗品》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诗学主张：“滋味说”、“直寻说”以及“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笃意真古”的陶诗自然符合“滋味说”、“直寻说”，但却在“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方面有所欠缺，与钟嵘所标榜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诗歌境界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也必然是钟嵘将陶渊明置于中品的原因之一。
5. 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观也影响着钟嵘。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论史的黄金时期。从曹丕的《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的“衔华佩实”以及钟嵘《诗品》的“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都说明了此时以华丽为美的文学主张，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钟嵘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的主流文学观，因此，在大部分人都认为陶诗没有被评论资格的时代，钟嵘独具慧眼发现他，并将其置于中品，是十分具有超越意义的。
6. 在钟嵘以前，刘勰、沈约、萧子显都未提及陶渊明的诗歌创作，钟嵘在此种情况下，将陶渊明列为中品，且称其为“隐逸诗人之宗”，可谓真正将陶渊明推向中国文学史主流的开端。因此，钟嵘对陶渊明的品第评价十分公正，站在他所处的时代的角度来说，是十分不易的。
7. 后世学者认为钟嵘将陶渊明贬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唐宋以来，文人对陶渊明的不断推崇。例如，李白在《戏赠郑溧阳》、杜甫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都曾推崇陶潜。历代文人士大夫中，对陶潜最为推崇的当属北宋苏轼。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之后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评陶潜“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王士祯《渔洋诗话》曰：“陶潜宜在上品”。唐宋以后的文人对陶渊明的了解建立在如此高的基础之上，他们诟病钟嵘将陶潜列为中品，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评价一个观点的对错，应该将此观点放置在产生它的时代背景中评论。后人单方面的站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衡量处在南朝梁时期的钟嵘的观点，必然会造成误解。因此，对钟嵘《诗品》中陶渊明品第问题的诟病，是后人出发点错误导致的，钟嵘《诗品》的观点本身没有问题。
是唐寅的桃花庵在解读这首诗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作者唐寅的生平。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晚年奉佛，号六如居士，吴县（今属江苏）人，出生在明中后期一个小商人家庭。唐寅是我国古代典型的才子型文人，诗文书画兼擅，画与沈周、文徵明、仇英齐名，合为“明四家”，又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往来唱和，号称“吴中四才子。”
据《明史》本传记载，唐寅“性颖利”，博通经史，然“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 ，经祝允明规劝，乃闭户折节，并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29岁时举乡试第一，故人多称其为“唐解元”。翌年，唐寅入京参加会试。
正当他踌躇满志，一心想中状元 “显亲扬名”时，却意外地牵连进科场舞弊案，羁囚诏狱一年，虽终不了了之，却也彻底断送了他的仕进之路，被谪往浙江为小吏。唐寅耻不就任，归家后益放浪，终生以卖文墨为生，年五十四而卒。
桃花坞位于苏州城北，宋时曾是枢密章粢的别墅，后废为蔬圃，被唐寅看中，于正德二年（1507）建成于桃花庵别业，自号“桃花庵主”，那一年，他38岁。唐寅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就隐居在这里，呼朋引类，诗酒度日。
《桃花庵歌》是其诗词中最著名的一首，乃是自况、自谴兼以警世之作。“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起首四行，有如一个长长的“推”的镜头，由远及近，将一个画里神仙陡然呈现在读者面前。
短短四行，重复用了六个“桃花”，循环复沓，前后钩连，浓墨重彩，迅速堆积出一个花的世界，使人一下子落入其所设定的情境之中。不紧不慢的语调和语速，又加重了读者的亲切感和好奇心：这桃花仙人究竟过得是怎样的神仙生活？接下来的四行便展开一幅“醉卧花间”的美图：“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看这桃花仙人何等逍遥，何等快活，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醉酒赏花。
这里，花与酒，已不完全是诗人藉以谴怀的外物，简直是诗人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也成了独立的生命个体，花、酒与人，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以上几句，可谓作者自况，意象生动、鲜明而有深义。
那个曾经幻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高明《琵琶记》）的学子唐寅不见了，那个烟花柳巷醉生梦死的风流才子不见了，痛也痛过，乐也乐过，在经历了几年放浪生活之后，唐寅终于还是选择逃离闹市，为自己选定这一处世外桃源，和继娶沈氏，开始了相对平静的隐居生活。虽仕进无门，毕竟身有所托，又值壮年，美景逸思，一咏成诗。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此一句承上启下，道出了诗人的志趣所在：与其为了荣华富贵奔波劳碌屈己下人，何如在花酒间快活逍遥：“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车尘马足”只是富贵者的趣味，而花和酒注定与贫者结缘。
如果用金钱和物质来衡量，这两种人两种生活自然有着天壤之别，但换个角度去理解，那些富贵者须得时刻绷紧神经，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过活，而所谓贫者，却能多几分闲情，多几分逸趣，反而活得更加自然、真实，更加轻松和快乐。以上六行全用对比描写，感情在激烈的碰撞中展开，每一句中，因用韵的关系，前紧后舒，充分表现出诗人傲世不俗的个性，和居处生活的的超脱与释然。
然而此中真义并非人人悟得，君不见“别人笑我忒疯癫”？而“我”，却不以为然：“我笑他人看不穿。”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昔日叱咤风云富贵至极的君王将相，如今又如何呢？不但身已没，势已落，连花和酒这些在他们生前不屑一顾的东西都无法奢望了，甚至连坟茔都不保。
如果他们在天有知，也只能无奈地看着农夫在自己葬身的土地上耕作了。“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一句收束，戛然而止，余味绵绵。
通观全诗，层次清晰，语言浅近，回旋委婉，近乎民谣式的自言自语，然而就是这样的自言自语，却蕴涵的无限的艺术张力，给人以绵延的审美享受和强烈的认同感，不愧是唐寅诗中之最上乘者。这也正合了韩愈“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的著名论断。
这首诗中最突出，给人印象最深的两个意象是“花”和“酒”。桃花，最早见诸文学作品，当于《诗经·周南》之《桃夭》篇，本意表达一种自由奔放的情感。
而至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一出，桃花便更多地被用来表达隐逸情怀了。古代，桃还有驱鬼辟邪的意思，而“桃”与“逃” 谐音，因有避世之意。
在唐寅的诗中，“桃花”这一意象频频出现。试举几例：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
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把酒对月歌》）桑出罗兮柘出绫，绫罗妆束出娉婷。
娉婷红粉歌金缕，歌与桃花柳絮听。（《桑图》）野店桃花万树低，春光多在画桥西。
幽人自得寻芳兴，马背诗成路欲迷。（《题画四首其一》）花开烂漫满村坞，风烟酷似桃源古。
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围春燕双舞。（《桃花坞》）草屋柴门无点尘，门前溪水绿粼粼。
中间有甚堪图画，满坞桃花一醉人。（《题画廿四首其十五》）不难看出，例中。
《诗经·伐檀》赏析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①。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②。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③。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④。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⑤。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⑥。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⑦。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⑧。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⑨。彼君子兮，不素飧兮⑩。
①毛传：“坎坎，伐檀声。寘，置也。
干，厓也。风行水成文曰涟。”
按诗中之檀，均指榆科之檀树，又名青檀树。《郑风·将仲子》“无折我树檀”，毛传：“檀，强韧之木。”
《论衡·状留》“树檀以五月生叶，其材强劲，车以为轴”，是也。今人汪宁生以为，伐檀之后置于河干，乃制车备料之必须工序，即为防止木料干裂及腐烂、生虫，而先置于河边浅流中浸泡。
②毛传：“种之曰稼，敛之曰穑。一夫之居曰廛。”
钱澄之曰：“此曰三百廛，则三百夫之家。《易》云‘逋其邑人三百户’，《论语》称‘伯氏骈邑三百’，盖下大夫食邑制也。
此云取禾，以食邑所入言耳。” ③郑笺：“貉子曰貆。”
④毛传：“辐，檀辐也。侧，犹厓也。
直，直波也。”《尔雅·释水》“直波为径”，郝懿行《义疏》云：“直又训徒也。
徒波，无风自波，对沦漪皆因风成文，此自生波，故曰直波。直有径遂之义，故曰径也。”
⑤毛传：“十万曰亿。”朱熹曰：“盖言禾束之数也。”
⑥毛传：“兽生三岁曰特。” ⑦毛传：“檀可以为轮。
滣，厓也。小风水成文，转如轮也。”
⑧朱熹曰：“囷，圆仓也。” ⑨毛传：“鹑，鸟也。”
钱澄之曰：“貆、特、鹑，皆举其小者言之。獾为貉子，特为豕子，特比獾为易得，而鹑比特为犹小，然皆悬之于庭，以见未尝择其大而舍其细，则贪之至也。”
⑩毛传：“熟食曰飧。”范处义曰：“素餐、素食、素飧，初无异义，再三叹之，且以协音韵耳。”
“坎坎伐檀”，正如《小雅。伐木》之“伐木丁丁”，并非“劳者歌其事”，当然不必是伐木者所为诗。
诗所称美的“不素餐兮”之君子，自然也非既稼既穑、既狩既猎的劳作者。孟子于此“君子”解释得颇为明确：“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
‘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孟子解诗常常不是贴近诗意说，但这里发挥君子不素餐的意思，并非断章取义。
戴震曰：“讥在位者无功幸禄，居于污浊，盈廪充庖，非由己稼穑田猎而得者也。食民之食，而无功德于民，是谓素餐也。
首二言，叹君子之不用；中五言，讥小人之幸禄；末二言，以为苟用君子，必不如斯，互文以见意。”此说大抵得诗意，只是“首二言”云云，不很准确。
而首二言究竟为赋，为比，为兴，且取意为何，本来有许多不同的意见。苏辙说：“君子之仕于乱世，其难合也如檀之于河。”
范处义以为“檀，木之良者，可以为车之轮辐，今乃伐而真之无用之地”，“犹君子不得进仕，俾之家，食非所宜也”。此两说都是以比意为解。
姚际恒曰：“此首三句非赋，非比，乃兴也。兴体不必尽与下所咏合，不可固执求之。
只是咏君子者适见有伐檀为车，用置于河干，而河水正清且涟猗之时，即所见以为兴，而下乃咏其事也。此诗美君子之不素餐，‘不稼’四字只是借小人以形君子，亦借君子以骂小人，乃反衬‘不素餐’之义耳，末二句始露其旨。”
吴闾生也说：“本意止‘不素餐’耳，烘染乃尔浓缛。”后两说似较合于诗意。
宋玉《九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用《伐檀》意也。不过，虽曰“兴体不必尽与所咏合”，却也并不是全没有一点儿映带关系，而在很多情况下，它正是用来构筑诗境的，即如“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亦如“坎坎伐檀兮，真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而且，又何必一定是当日所见呢。
或曰“屈子之作《离骚》，其格调与此相似”（袁金铠），不过《伐檀》非诗中之“君子”自叹身世，故其中所寓之爱憎，非由个人遭际而来，其关切之情，或更深广吧。《大戴礼·投壶》：“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
《晋书·乐志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
钱澄之因此推论道：“以列国‘变风’与《南》《雅》并列而总之为‘雅’，岂以其音节，不以其辞意耶。”“变风”之说本来不可靠，不过《伐檀》即以辞意言，也当算作“正声”，古既有“歌诗必类”之说（《左传·襄公十六年》），则乐与舞与歌，皆当如此，那么《伐檀》的音乐风格当与“古声辞”中的其他篇章近似，故传唱如是也。
【赏析】 这是《诗经》中最为人们熟悉的篇目之一，甚至中学语文课本亦选为教材，但是对这首诗的主旨及作者身份的看法，其分歧之大却是惊人的，不仅古人如此，今人亦然。最早《诗序》以为是“刺贪也。
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
温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