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彝族有关系。首先，三星堆中发掘出了很多的青铜器，其中部分器物的造型，与四川彝族的文化十分相似。以那只青铜神鸟为例，其外形与彝族毕摩经书上的鸟图几乎一样。还有那个扭头怒目跪坐青铜人，头顶上那个高高竖着的东西，有人说是装饰物，也有人说是头发。
而仔细观察现在彝族人的装饰我们会发现，他们很多人的头顶上都有个饰品，叫天菩萨，也是高而且长的，两者在外形上的高度一致，不得不让人脑洞大开。还有三星堆出土的那个被称为太阳轮的东西，与彝族的太阳历有着颇多一致之处。难怪有人猜测，三星堆文明，可能与古彝族人有关。听一位彝族老学者说过，彝族人曾经居住在成都平原，“成都”这个名字是由彝语“ꍯꅐ[che ddur]”直译而来，ꍯ在彝语中是大米的意思，ꅐ在彝语有出来出现出产的意思，而ꍯꅐ[che ddur]的意思就是:出产大米。三星堆神鸟图和彝族“毕摩”经书中的鸟图几乎完全相似。
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发现过程有些曲折。第一次被发现是在四川省，遗址的群落比较广泛，并且规模也很大，从南到北的宽度在3km，整体面积在1200公顷。三星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遗址群，专家将这个遗址群一共分成了四期，第一期所讲述的就是新石器，从第二期一直到第四季都是青铜文化，在四川省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发现，也属于一个古代遗址。
三星堆被发现之后，改变了巴蜀文化认知，因为在历史上人们认为巴蜀文化是最早的一种文化，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当三星堆出现之后，那么中国华夏的文化更加提前，可以说，三星堆所带来的历史不亚与古文明。三星堆的历史能够驳斥一些传统的历史学。在三星堆之中，还有很多待挖掘的历史资料非常有价值。
三星堆能够被发现七十功劳在于一个农民，这也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在1929年，四川的一位农民在耕地时，在水沟里发现了玉石器，这件事情在村子里传开。在1931年的时候，英国的一个驻军对这里进行了调查，同时也进行了保护。
2021年，伴随着四川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揭晓，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了这片神奇的土地。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震撼人心却又极富神秘色彩的文物，但依然没能彻底揭开关于三星堆的诸多谜团。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出的特征与中原文明格格不入，其中固然能够找到与殷商青铜文化的渊源联系，但总体而言，其地域特色突兀，所以，将三星堆归入古蜀文明已成学界共识。
“古蜀”主要是指战国中前期以前的蜀地文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后，蜀地迁入大量秦属移民，而随着历代王朝对巴蜀的直辖，古蜀人与南迁而来的其他群体逐渐融合形成了新蜀人。
到明末清初时期，又因南明军、大西军和清军在四川一带的拉锯作战，导致四川人口急剧减少，现今的四川人多数都是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省移民。这是蜀地 历史 上的第三次族群“重置”。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族群变化，使得三星堆的族属问题愈发复杂化。
彝族文化研究学者最先提出结论性命题：古彝文明与三星堆文明可能存在的某种同源，换言之，彝族可以视作是三星堆人的后裔。
首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头饰与今天凉山彝族头饰极为相似，而三星堆所表现出的铜文化现象，也与彝族 社会 生活中戴铜手镯、铜耳环的铜崇拜习俗类似。
其次，三星堆发现的金杖、青铜神树在中原文明中并无体现，倒是在彝文典籍中存在多处对权杖的描述和对祭金龙神树内容的记载。
第三，包括三星堆出土的少量刻画符号在内的“巴蜀图语”与古彝文高度相似，彝族古文字学者甚至100%释读出了三星堆博物馆里陈列的62个字符。
所以，就连人类学家费孝通都认为：“这个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是有关系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就此认定，三星堆文明其实是古彝族文明，而彝族人就是三星堆人后裔呢？
先别着急下结论。我们先来看一组诸葛亮南征时的文献记载。
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平定南中之乱时，曾见：“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谕物，谓之‘夷经’……诸葛亮乃为夷做图谱”。
诸葛亮平南之时，南中一带因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因而没有受到第一次巴蜀族群“重置”的太大影响，依然能够保持“古蜀人”的鲜明特征。“曲头”是对椎髻的一种描述，“木耳”即木棍穿耳和木制耳环，“铁环”即铁环手镯或项圈，这与彝族的传统穿戴习俗相同。
可见，诸葛亮遇到的正是彝族的先民，所谓的“夷经”正是有着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的古彝文。不过，目前发现的古彝文已经被证实有8000年 历史 ，文字的使用上限超出了三星堆文明的存续上限。
而众所周知，三星堆文明除少量刻画符号，并没有发现任何文字。此外，南中直到西汉时期尚处于“无君长”状态，与三星堆呈现掌握最高权力的“大祭司”明显不同。
所以，诸葛亮所见的昆、叟的确是彝族祖先不假，但昆、叟（古彝族）却并非三星堆直接后裔。
另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是墓葬。
墓葬可以折射一个民族的现实生活。三星堆目前发现的四座小型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葬，而彝族的丧葬方式却是船棺葬。
这表明，生活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和生活在南中的古彝人族群共同构成了古蜀文明，二者在此消彼长的文明进程中，或许存在着某种文化交流和影响，但却并不存在所谓的同源。
关于三星堆文化，有人说是埃及人，有人说是异族人，有人说是白人，有人说是外星人。事实上，三星堆文化的来源非常明确。这就是汉族先民创造的文化。潜枪和鱼丸，国家何以茫然？文献传说《蜀国》的历史始于《潜枪》。这一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丝绸已经得到了证明。从保顿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整个文化一脉相承。
保顿文化是3700-4500年前三星堆文化的发源地。三星堆文化的后续措施是金沙文化遗址。畸形、文化特征、新鸟崇拜、相似的禁忌形象、男性头带等一切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三种文化是不断的传承关系。另一方面，三星堆文化和同时代的商朝也是很大的文化类型。包括对青铜器和玉器的热爱，全世界只有汉人善民非常喜欢祭祀类青铜器和玉器。
甚至畸形都是一样的。例如，就像刚才在三星堆中发现的青铜尊一样，从畸形和图案装饰来看，两个青铜器是代表性的上朝青铜器风格，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收藏品和三星堆，是双胞胎模特。与中原内部文明高度一致的导线、道渡、上文明一致的铜尊、铜块、青铜神兽的龙形底座。在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遗址发现的玉奎是典型的良玉的形制。
三星堆文明和华夏早期文化证明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商人们也是头发，三星堆人也是发带，发型也一样。同样的玉器崇拜，同样的重视祭祀，同样的耳环等。这些特征与埃及人、白人等不同。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考古学家对作为保顿文化的牺牲坑中的部分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分析后发现，灵盘山的部分人类头部具有典型的古代西北人群特征”。
因此，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甘肃、青海、黄河上游的羌族开始向东前进。他们的主力进入河南、陕西、山西，成为华夏先民。支线南下，进入成都平原，建立保顿文化后，发展三星堆文化，到金沙文化一脉相承。留在甘肃青海的羌人一部分留在原地，一部分进入青藏地区，成为藏族。西藏来自羌族，江汉的动员在最近的人类基因研究中已经得到证明。
因此，三星堆文化先民与华夏先民祖先是一个群体。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异族，或者埃及数量在一千年前占领并控制了成都平原。李顺信几百年前才从云南搬到四川大凉山。而且，大凉山过去是西江，1952年才进入四川。黄河上游的先民从监听高原南下到岷山山谷，最终进入成都平原。这个观点是大量新石器考古遗址可以证明的事情。
☞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 这是“按”钟鸣老师 2009年8月10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很有重量的考古学意义的中国文明源头到底属于中原还是属于是自古入主统治大西南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彝族（古夷人）问题的文章，文章最大限度地给那些一直固守“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史学界或学霸们一记重击，他提出：“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 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的颠覆性的中华文明起源观。这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亚于投下一颗重磅原子弹。很值得一读，特此推荐给大家。
☞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若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
☞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意义，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
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型人
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
当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速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青铜遂公盨
汉彝学者辨识字符大相径庭
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但，有图文的玉石器，十年来都流布民间，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厦门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赞助发起，有海内外学府大儒参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事后经个别媒体“矮化”处理，遂沸沸扬扬，患了“文化”敏感症！
青铜遂公盨铭文
这里的“文化”，牵涉最深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橥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没“坑口”，虽有跃跃欲试者，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也怪，红山文化著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禹功的青铜器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间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却占了好沽名者的要津，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两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有明眼的专家认为，这些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还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
“岣嵝碑文”（禹王碑）
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诚，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如桑志华、德日进、安特生等。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蝌蚪文龙玺
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与器物的辉煌不符。
蝌蚪文龙玺印拓（文字未破译）
依笔者陋见，阻碍健康研究略有两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有不少人爱用《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明这点。但就笔者由南到北所见，民间庋藏的抚五弦琴、习族礼、鼓乐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扬雄言“不晓文字”，因为时代隔膜，不消说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资料不足。从中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神龟负洛书玉雕
商周为西方承认，因有甲骨卜辞，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类假设，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可惜，这些关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间，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
世界最早的金杖
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
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南亚诸国。
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H”符号，据研究，就是“风”姓氏异体字，也就是古籍所言“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一百五十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 ”，但和我所见到的玉石文字并非同一书体。
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
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识。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
三星堆古文化遗址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电影《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幻想的瘟疫》）。
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 “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图片，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 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
《三星堆之迷》——《巴蜀图文》，例外还有七部令人费解的“古文字”书：《仓颉书》、《蝌蚪文》、《夏禹书》、《红岩天书》、《夜郎天书》、《东巴文书》、《峋嵝碑》。
1929年，四川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的村民燕道诚在淘沟时，意外发现了一坑玉石器。没想到，专家在这里发现了三星堆古遗址。它距今已有3000到5000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被称为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揭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属于中华文明的母体。
1931年春天，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把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给了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
1934年，广汉县县长主持了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它出土了2.62米高的青铜大立人、1.38米宽的青铜面具，以及3.95米高的青铜神树等。出土的文物都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青铜器堪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珍稀文物。
显然，四川三星堆古遗址属于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人却说它不属于中国文明，这是为何？因为该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建筑等，在同时期的中原找不到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址。三星堆的历史可追溯到4600年前，而妇好墓仅仅是3200年前的产物。
另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水平，远超同一时代的中原地区。众所周知，喜马拉雅山脉、四川盆地一带，蕴藏着丰富的铜。那么，这一带的青铜冶炼技术比中原地区先进也比较正常。但是，三星堆的青铜器距今大约3000到3300年，而当时中原已经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已经700年左右了。所以，三星堆的文化没有中原文化历史悠久。由于古代的四川地处西南地区，与中地区的来往少之又少，因此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些差异也很正常，不过多多少少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彝族专家实地考察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三星堆的某些图文符号是古彝文，很多方面都与古彝族的相同。最终，专家们得出了结论：三星堆的文物图文与金沙遗址的鸟文是彝族古文。甚至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就是彝族先民的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在中国大地上，不可能是西方文明。一种文明不会从天而降，也不会凭空消失！
2009年10月19日01:35 第一财经日报赵岚
三星堆文化究竟来自哪里？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界对这个谜莫衷一是，刚开始有人认为系远古造访的“外星文明”，也有埃及、犹太人等“西来说”，而主流意见仍然是来自本土，但为此也争论不休。
日前在西昌举行的“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上，各路专家学者再次提出了新的观点：三星堆文明和古彝族文化可能存在某种同源关系。
其中，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认为：“三星堆遗址就是古彝人安葬祖灵的二次灵魂葬之处，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玉像即为古彝人的‘祖灵偶像’。” 在这次研讨会上，首先支持“同源说”的证据来自语言学方面的最新成就。北京大学汉语言学研究中心的一个课题小组，经数年研究，论证古彝语、古羌夏语以及上古蜀国人语言之间存在复杂的同源关系。
负责这个课题的陈保亚、汪锋教授称，追溯彝人至今仍保留使用的一些“核心词”，可以发现他们在源流上与古羌夏人及古蜀国人(三星堆文化)语言存在同源关系。
这个研究小组考察了彝族人至今仍在使用的上百个“核心词”，发现除了在发音上的一些稍微变化之外，其与古羌夏人及古蜀国人时代所指称的意义一样，并且一直在生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另外，这个研究小组还从“借代关系”的词语学范畴，系统地考察了古彝语与上述古语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古彝人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同源说”。 而自三星堆遗址发现以来，其一直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的彝族人之中获得了某种隐秘的认同。大多彝族人表示：“一走进三星堆博物馆，在那些青铜面具和神树面前，就感觉十分熟悉和亲切。”
而在这次研讨会上，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阿余铁日的观点。这位凉山彝族文化研究所的著名古彝语研究者，通过对彝文古籍《考妣变换》的研究，大胆提出了三星堆遗址即为古彝人群传统祖灵安葬之处的新观点。
对于《考妣变换》中提到“玉石做祖脸、丝绸盖考身；金片饰妣头，变换祖变换，不变则难迁……祖头像，出玉石，做祖像，出兔子，垫祖下。用银接祖骨，用金贴祖脸，金片祖下垫，丝绸裹祖身。”阿余认为，从此可以得知两个信息，一是古彝人用玉石来制作考妣祖灵的偶像；二是用金片来装饰考妣祖灵的脸面。而这几乎完全与三星堆出土的古蜀人原始祖灵崇拜的部分祖灵偶像相同。
同时，阿余铁日还对古彝语中“祖界”一词进行考察，发现其彝语发音和三星堆遗址的马牧河的“马牧”同音，按照古蜀语和彝语遵循“左言”的规则，其翻译成今天的发音即为“牧马”。阿余铁日由此认为，彝人的“祖界”与三星堆的马牧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追溯到彝人的迁徙之路，以及考察当今彝族毕摩所唱的《指路经》中的信息，阿余铁日认为，三星堆旁的马牧河就是彝人祖界所在。最惊人的发现是，民间收藏玉石器中就有灵柩、灵偶，与当今彝族祭祀中的木头灵偶在形式和功能上一模一样。
综合多种考察结果，阿余铁日认为，三星堆遗址就是古彝人安葬祖灵的二次灵魂葬之处，也正是古彝人的祖灵祭祀之所。那些出土的大量青铜和玉像为“祖灵偶像”。
与会学者对彝族当今祭祀所使用的“泥偶”和“草偶”进行考察后，认为三星堆出土的巨型青铜神树，其形式和功能正是来源于彝人祭祀中的“泥偶”和“草偶”的结合，而毕摩祭祀所用神树就是自然界的杜鹃树。 上世纪初至今，三星堆附近及成都平原出土了共2000件玉石器物，而这些出土器物上锲刻有大量不同时期的符号或图案，其神秘意义几乎无人能解。
但这次研讨会上，这些神秘符号或文字，有小部分却得到了古彝文化学者的解读。如从三星堆出土陶器上记录的六个神秘符号，就已被阿余铁日破解。另外蜀地不少青铜器上出现过一些铭文，被称作“巴蜀图语”，很多也被彝族学者用古彝文破解。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其额头上多题有类似英语字母“H”的符号，经过古彝语专家破译发现其意指为“父系祖先偶像”。
著名诗人、文化学者钟鸣认为，首先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的“古彝语构拟”，为研究三星堆玉石文字打下了基础，而其次是阿余铁日用古彝语破译这些文字，则把研究三星堆文化之谜推向了新的可能。
尤其是三星堆玉石文字出现本身，就意味着夏商周断代工程所遭遇的文字缺失，“完全有可能是‘中原文化决定论’所造成的。”钟鸣说。
他认为，三星堆玉石文字，就目前民间搜集的文字包括了刻符、二里头符号、初文、甲骨文、金文，文字演变的多阶段性，书写的多样化，载体的多类化——包括了玉书、玉册、玉契、玉章等，证明三星堆玉石文字是甲骨文后，最具进行序列性研究可能的、维系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直接证据。
而除了彝族学者及语言学家之外，与会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鉴定组组长、中国宝玉石协会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周南泉，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原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雷从云也充分肯定了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
在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里，共发现二件虎形艺术品，一件是圆眼、尖圆大耳、昂首竖尾、龇牙咧嘴的铜虎，另一件是用纯金模压而成的呈扑击状的金虎。二号祭祀坑也发现了数件头上饰云形角、双眉内勾、圆眼、大嘴、上下两排牙齿紧咬的颇似虎头的兽面具。这些实物资料说明，在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同样也存在着虎图腾崇拜现象。因此，创造三星堆文化的古代蜀人与现代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彝族之间，可能有着许多联系，如共同的祖先、相同的图腾崇拜、类似的面具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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