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三品”是董仲舒提出的人性论。董仲舒将阴阳的观念引入对人性的分析， 如同天有阴阳一样，人也分善恶。人所具有的善的品质，体现了天的阳性，董仲舒称之为“性”；人所具有的恶的品质，体现的是天的阴性，他称之为“情”。尽管 “性”蕴含着善的一面，但并不等同于善， 而只是意味着善的可能，他比喻说：“性 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 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
董仲舒依据人所具有的“性”和 “情”的地位不同而将人性分为三品，上品为“圣人之性”，是“性”主导，而 “情”很少，因此不教而可为善的品性； 下品为“斗筲之性”，是“情”主导，而 “性”缺乏，因此虽教而亦不能为善的品性；介于两者之间的为“中民之性”，是 “性”、“情”相当，是为善而亦可以为恶的品性。
董仲舒在30岁时，开始招收了大批学生，精心讲授。他讲学，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同时，他还经常叫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
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甚至没有跟他见过面。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汉景帝时为博士。他曾走出家门，设坛教授，课讲得十分精彩，弟子很多，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再传弟子甚至只是听说过他的大名，但没见过他的面。他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没回家看一下。他的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汉武帝继位后，董仲舒出任江都国的国相。他治理江都国，主要是以《公羊》为指导，通过推究“自然灾异”、“阴阳运行错误”的原因，然后在求雨时能关闭阳气，释放阴气，使天下雨；止雨时，能关闭阴气，释放阳气，使雨停止。在江都国，他这样做，从来都没出现误错。后来，他被废为中大夫。(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
天人三问:
汉武帝继位后，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称为"天人三策"。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
董仲舒在对策中，详细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规劝刘非:
董仲舒对策后，被武帝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当国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此人粗暴、蛮横，一介武夫，但因为董仲舒当时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所以对董仲舒非常尊重。而且刘非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也就是希望董仲舒要象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以篡夺中央政权。
但董仲舒是主张"春秋大一统"的，因此，对于刘非的发问，他借古喻今进行了规劝，指出“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仁。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才是仁的最高境界！所以孔子的弟子即便是小孩也羞于提到五霸，因为五霸是先行欺诈后行仁义。只是耍手段而已，所以不足以被真正有道义的人提及。”暗示刘非不要称霸。董仲舒为江都易王相六年，搞了不少祈雨止涝之类的活动。
罢官教书:
汉武帝建元6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坚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结果奏章还没上，正巧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嫉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但江都王相却被罢免，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而是干起了老本行，从事教学活动，又教了十年的《公羊春秋》。
汉代董仲舒。
董仲舒把人性区分为所谓"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
董仲舒主张"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因"中民之性"可上可下，可善可恶，"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
韩愈进一步提出"性之品有上中下三"并把"性"和"情"对立起来，"性"的内容为"仁、义、礼、智、信"，是"与生俱生"的;"情"的内容为"喜、怒、哀、惧、爱、恶、欲"，是"接于物而生"的。
作者：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河北省景县广川大董故庄村）人，西汉哲学家。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的赞赏。
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两千多年。
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也一改前人的哲思之见，提出了他独特且具有直接现实功用的“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类，其中一种是“圣人之性”。有这种人性的人，与生具善，无需后天的教育和感化，并且只有皇帝和圣贤才具有它。他进一步指出，“天”赋予最高统治者以“圣人之性”，使他们品行高尚纯正，因为他们负有教化和统治人民的责任。显然，与他的其它理论相一致，董仲舒的人性说也是为类化和加强皇权服务的。
荀悦明确提出“性三品”的概念；韩愈讲得更细一些，唐韩愈明确提出“性情三品”说，把性与情分为上、中、下三品。他说：“性之品有三，……上焉整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与生俱”的性包括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品质，在三品中的比重各不相同，上品之性具有仁而行于其余四者；下品之性反于仁而违背其余四者；中品之性仁有不足，其余四者也杂而不纯。“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接于物而生”的情，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强调上品与下品之间不可移，同时认为“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通过后天的道德修养与“先王之教”，“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并以此反对佛教的灭情以见性之说。这一人性论至宋而息，但遗迹犹存，北宋李靓说：“今观退之之辨诚为得也，孟子岂能专之！”（《礼论》第六)韩愈的“性三品”说和董仲舒的一样都是封建等级关系在理论上的反映。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属于人性论。董仲舒把人性区分为三品，也就是所谓“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
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斗筲之性是无“善质”的，生来就“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他们。而中民之性也就是万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的发展过程。
董仲舒在继承孟、荀人性论的基础上，融合阴阳思想，将人之情性纳入天人哲学体系之中，提出了“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董仲舒人性论的最后落脚点是强调王道教化对于万民成善的决定性作用，这有助于加强君主的政治责任和树立君主的至上权威。
求解：韩愈、董仲舒和王充“性三品”说的异同？
异：
董仲舒认为，人性受之于天命，这种受之于天命之性，既有善的因素，又有恶的因素，人"有善善恶恶之性"。由此出发，他根据孔子的"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的思想，而提出了性三品论，并作了具体说明。
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种：
一是情欲很少，不教自善的"圣人之性"；二是情欲很多，教也不能为善的"斗筲之性"，三是有情欲，而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的"中民之性"。董仲舒认为，性善、性恶之论，都是不足称的，只有善善恶恶才足以称为性。
韩愈把人性看成是人与生俱来的先天本性，人性中所具有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同样是先天具有的，这五种道德的不同差异也是先天具有的，所以先天具有的上、下两个品级不同的人性，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他以孔子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先验论为根据，证明上品之善性与下品之恶性，是不可改变的。
韩愈在人性三品论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论证人性三品论，同时提出了情三品论。他认为，人不仅有性，而且有情，与性三品相对应，情也有三品。情的内容是：喜、怒、哀、惧、爱、恶、欲。"性之于情，视其品"，同样"情之于性。视其品"。情之上、中、下三品与性之上、中、下三品分别对应。
同：
“性三品”说
韩愈继承董仲舒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是“与生俱生”的,分为上、中、下三品,以此论证封建等级制度是合乎人性的。这种理论也为封建法律把主要锋芒指向劳动人民提供了一种根据。
温馨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