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迫于舆论压力离开了北大。辜鸿铭是民国著名学者，小时候便聪慧过人，有一个英国义父，并在10岁的时候到英国求学，20岁于爱丁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又辗转到法国、德国等地深造，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研究。后来，他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清朝灭亡以前，他与张之洞交好；清朝灭亡以后，他因为精通文、儒、法、工、土木等，被邀请作为北大的教授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后，碍于罗家伦所联合大学生造成的舆论压力，辜鸿铭便离开了北大。
完全对立的思想:
因为家族从事橡胶生意，辜鸿铭很小就跟父母移居英国，他自己就是一名中英混血儿。在西方长大的辜鸿铭，由于受父亲的教导和熏陶，十分的热爱祖国。学识渊博的他，原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却还是回到了祖国，欲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理想。
回国后的辜鸿铭，很受张之洞赏识，后来更是进入了北大任教，事业发展很顺利。然而，随着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胡适也很快进入北大任教，辜鸿铭和胡适的恩怨，才就此开始。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一直是当时走在时代潮头的新派；而从西方回国的辜鸿铭，思想却反常的守旧。这一点，从两人的打扮上就可以看出来。
在北大上课的辜鸿铭，总是穿着一身长袍，拖着自己的长辫，一副“老学究”的做派，这和总是西装革履、留着短发的胡适，完全是不同的气质。
此外，辜鸿铭脾气古怪，骨子里又十分守旧，热爱祖国，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大的认同感。而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派知识分子，十分推崇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却又过度否定，这让辜鸿铭和胡适，完全处在了对立面。
有才华的人，骨子里的傲气，使得他们不轻易佩服别人，何况辜鸿铭和胡适，都是佼佼者，所以他们开始了暗中的针锋相对。
两人的针锋相对:
文人之间的争斗，自然不会是明面上的攻击，而是用文字做武器。最先发起攻击的是辜鸿铭，他以“冬烘先生”为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大肆抨击了《新潮》和《新青年》两份杂志，批判它们“诋毁伦常”，不尊中华几千年的灿烂文明，而整日推崇西方文化。
胡适作为《新潮》杂志的资助者，和新派的代表人物，辜鸿铭批判的矛头，自然指向了他。从文中批判、甚至谩骂的语句中，可以看出，辜鸿铭对新文化运动十分不满。
只是，蔡元培也是新派的其中一员，然而辜鸿铭却并未对其有何不满，甚至还帮他撇清了责任，却独独抓着胡适不放，将其做作为批判的中心。此事一出，人们也知道了两人不和的事。
当然，道统观念不同，胡适自然也不会任由辜鸿铭批判。他也用“天风”的化名，写了两篇短文，调侃辜鸿铭的长辫子。这一来一往的针锋相对，两人谁也没讨到便宜。
在当时，青年大多不喜守旧，而推崇新派的进步。辜鸿铭的守旧，引起了一部分进步青年的不满，他因此遭到了“弹劾”。而这次“弹劾”的带头人，便是胡适的学生罗家伦。
辜鸿铭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文化巨匠吴宓
辜鸿铭生活在清末民初，生于南洋，长在欧洲，学贯中西。
虽然他喝得“洋墨水”比当时的其他人都多，外语水平也比其他人都高，但他无论在国内国外大力强调的，却是中国的文化。
正如吴宓所说， 他是个炽热的爱国者， 但是他和当时提倡“西化”的新文化运动者的爱国方式却完全不一样， 他用自己最固执的方式，来向世界宣扬中国！
也许有人认为辜鸿铭的行为太过乖张，但是我们不妨也想想，在那个年代，若他是以一副温和的做派来表达主张，又能泛起什么波澜？
反倒是，他以夸张近似疯狂的言行，才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文化，让他成为了西方人敬仰的中国大师。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慷慨又怪诞的时代先锋， 当年任职于北大之时，恰恰是在胡适以及一众学生的不断排挤中，离开了中国当年最重要的思想启蒙神坛。
有人曾认为辜鸿铭如此遭遇，实属胡适的暗中运作，以及蔡元培的无奈默许。
如今看来，当年太过激进的民族气节，显得真正融会贯通的辜鸿铭，太过“中庸”，他的离开，恰恰是那个时代无声的悲剧。
清末民初有著名的“三条辫子”：张勋、王国维、辜鸿铭。
这三个人在清朝覆灭，天下人都改了新发型后，还是固执地留着前清的长辫子，但三个人留辫子的原因又各不相同。
张勋是为了效忠清廷而留长辫，王国维是为了传统文化的原因，而辜鸿铭虽然和王国维相似，更大的原因，恐怕则是为了 搞笑 和奇葩。
辜鸿铭本来是时代维新的先驱，是最早剪辫子、装西装的人。
他是一名海归者，他甚至还是个混血儿，出生在马来西亚，母亲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
他长期接受西方教育，长期在西方生活，28岁后才回到中国。
但是，辜鸿铭有着一颗闪亮的中国心，因为他自幼受在南洋谋生的父亲教导 “无论在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后来，他又蓄起辫子，穿上马褂长袍，是因为他并不觉得西方很文明、东方很野蛮。
大清国缠足，欧洲不也有束腰吗？ 英女皇和曾经的沙皇、法皇，就比清朝皇帝高尚？
当时中国在揭露黑暗和腐朽，而西方不过是在拥有了新 科技 后，把黑暗和野蛮，掩埋在了表面繁荣的背后。
在辜鸿铭看来，如果中国是为了超越西方，而“西化”成西方，等于是勇士为了打败恶龙而变成恶龙，这是令人扼腕的行为。
所以，他就是不向“西化主义”妥协，这就是他留辫子的原因。
在欧洲学业成就和回国之前，辜鸿铭在马来槟榔屿政府，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工作。
在此期间（1881年），他见到了外交家和学者马建忠，两人进行了有关中华文化的讨论， 这次长谈打动了他，加上父亲“莫忘中国人”的教导，他毅然辞去南洋政府的工作，自此潜心学习中国文化。
1883年开始，辜鸿铭以自己的英文便利，开始在西方国家的杂志上，陆续发表有关中国文化的文章。
两年后，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开始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任职， 一边做洋文秘书，一边宣扬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中华文明的地位和价值。
1915年，58岁的辜鸿铭用英文写了一本著作——《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汉译《中国人的精神》。
在这本书里，他把中国人和美英法德四国人逐一比较，指出了祖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和中国人独有的美德。
该书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以一臂之力，维护了那个旧时代里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尊严，为捍卫中国的国格，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有点讽刺的是，辜鸿铭一生为宣扬“中国学”而努力，不惜口伐国内外的盲目崇洋者，然而他在国内的名望，却远不如在西方隆重。
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说过：“他在欧洲是很著名的”。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曾流行着这么一句话： “到中国来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1914年，辜鸿铭离开了张之洞，因得蔡元培赏识，他来到了北大任教。
因为他留过洋，拥有丰厚的西方文化和洋文知识，被聘为北大一级教授，薪资优渥。 但是和别的教授不同，他穿着长袍，留着长辫子……
不久后，胡适也来到了北大当教授，他时年26岁，留美归来，意气风发。
胡适发迹很快，仅一年时间就连任哲学研究所主任和英文教授会主任，他是典型的新文化运动者，提倡积极西化，辜鸿铭必定是看不过去的，两人间的博弈逐渐展开。
自古文人相轻，立场不合往往无情开撕，尤其辜鸿铭怪癖性情，对这个后背小生并不轻饶。
相传，胡适有一次登台演讲，开口念了一首荷马的英文诗，台下辜鸿铭听了，当即用标准英文腔，嘲笑胡适的口音为英国下等人的口音。
对于胡适领导开展的新文化革命，辜鸿铭适时抨击，自然胡适也是经常对这个守旧派，进行强烈反击，比如，他写了两篇文章，来调侃辜鸿铭留的长辫子。
正当辜胡两人互撕时，胡适的学生罗家伦，状告辜鸿铭在讲堂上宣扬“君师主义”，并建议开除他。
此罪名来头不小，当时如同谋划复辟罪，一旦扣实，处境堪危。
恰在此时，他们翻出了以前辜鸿铭用英文写过的一篇恢复帝制愿望的文章，一下子让辜鸿铭，站在了众人议论的风口浪尖，对于胡适等人的解聘提议，校长蔡元培也只能默许了。
若我们不了解辜鸿铭的信念，对他一生守旧的主张和表现出来的怪诞行为，或许认为没有意义，认为他是一个被时局“逼疯”的可怜人。
仔细品味了他一生的事迹后，我们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用实际行动爱国的人。
他写了很多宣传中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著作，并且为了方便西方人阅读，多是直接用英文撰著。
也正是由于他的那些偏激的行为，才造就了他辉煌的一生。
正如吴宓所说，辜鸿铭为了阐明国粹，行之终身，无所不倦。
虽然他当时和新文化运动站在了对立方向，表现得有些逆行， 但是现在来看——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的同时，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没有错。
核心提示：在五四时期，罗家伦还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大事，这件事与辜鸿铭被北大辞退有直接关联，他扮演的竟是关键先生。辜鸿铭翻了翻白眼，鼻孔里一声冷哼，当即满足了罗家伦的求知欲：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众人绝倒。罗家伦少年得志，何曾遭逢过这样的奇耻大辱？他与辜鸿铭水火难容，不共戴天，此仇迟早要报。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作者：王开林，原题：千秋功罪罗家伦历史学家陈寅恪治学谨严，论人素不轻许，王国维、刘文典、傅斯年能够得到他的推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罗家伦(字志希)居然也能入先生的法眼，就有些令人意外了。罗家伦身上最醒目的标签莫过于五四健将，他与政党政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并不是潜心于典籍、致力于学问的纯粹学者。陈寅恪高看罗家伦又为哪般？罗家伦具有相当不俗的行政能力，尤其在改革清华这方面，谁称赞他一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都是不会有错的。罗家伦快刀斩乱麻，将清华留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改变其长达二十年的运转机制，在保持文理科高水准的前提下，加强工科，他的成绩单相当靓丽。陈寅恪曾向毛准(字子水)夸赞罗家伦：志希在清华，使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使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也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长期以来，在海峡两岸，罗家伦均被明显低估，甚至被刻意丑化。有的评者贬损他是名不副实的庸才，有的评者讥诮他是夤缘附骥的政客，若以事实为权衡，则前者的评价太低，后者的评价太酷。
一、五四健将辣手摧辜罗家伦投考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给他的作文打了满分，称赞他为有文学才华的考生。招生委员会的负责人蔡元培也点头赞可。然而他们检视罗家伦其它科目的成绩，立刻傻了眼，数学居然是零分，历史、地理两科的成绩也乏善可陈。大家面面相觑，最终由校长蔡元培果断拍板，破格录取罗家伦。倘若换在另一时空，罗家伦就注定做不成红楼梦了(北大的旧址在沙滩，红楼是其主体建筑)。在北大，罗家伦与傅斯年齐名。他们与顾颉刚牵头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跟《新青年》互为犄角，旌鼓相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桥头堡。五四学潮的迅速发动，罗家伦与傅斯年分担的角色各不相同。傅斯年是掌旗人，上马杀敌。罗家伦是操觚手，下马草檄。白话文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神完气足，罗家伦一挥而就。那年，他还未满二十二岁。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篇宣言只有寥寥二百多字，不仅意义周全，而且气魄雄壮，爱国者读之无不热血沸腾。罗家伦一举成名天下知，五四健将的美誉使他终生受益。若单论以少少许胜多多许，《陋室铭》《永州八记》虽在惊艳之列，却难逾此例。天下多少皓首穷经、著作等身的老夫子，著述数百万言，其重量反而比不上这区区二百多字。时哉命也，历史自有他的选才眼光和颁奖方式。
辜鸿铭最后因感染风寒，在北京病重去世，享年72岁。
民国大儒辜鸿铭，绝对是近代历史上无法忽视的一位人物，有人觉得他怪，有人觉得他传奇，但没有反对的一点是，他是个很有才学的天才。
辜鸿铭祖籍福建，他自己则在马来半岛出生，在那里待了十三年，辜鸿铭便被父母送到欧洲学习，在那里，他不仅拿到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文凭，更是激发了不得了的语言天赋，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诸多门语言，到20岁的时候，辜鸿铭已经成为了一个会九门语言，身揽十几个博士学位的天才青年了。
但辜鸿铭最传奇狂妄的人生，却是在遇到马建忠之后，1881年 ，辜鸿铭34岁，他在马来半岛遇到前来学习西方文化的马建忠，在和他彻夜长谈之后，辜鸿铭的思想发生了大转变，他对中国文化燃起了无比炽烈的兴趣，并开始前往中国学习。此后一生，他一直致力于宣扬中国文化，并对西方文化抱着嘲讽的心态。
辜鸿铭支持中国文化是全面式的，比如在民国新时期，被人们视为文化糟粕的长辫子，辜鸿铭却爱得不得了，他认为这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表现，因此他特地留了一头长辫子。因为这事，他也被人取笑过，据说辜鸿铭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期间，在上课时有学生嘲笑他的辫子，但辜鸿铭不仅没有感到难堪，还反对学生说：“我头上的辫子很容易去掉，但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没那么容易消除。”像这样一语双关的话，他就说了很多。
辜鸿铭一生支持着中国文化，他利用自己会多门语言的优势，翻译了许多中国著作，并将它们推出海外，让全世界认识中国的优秀文化，他在海外十分有名，多位知名作家都与他有来往，托尔斯泰、毛姆、芥川龙之介等，这些人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在那个剪掉辫子、普遍宣扬学习西方文化的时代，辜鸿铭始终坚持儒家学说，仁义之道，他留辫子，不穿西装，作风古板，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被人称为“狂儒”，其实，这也是他最有特点的地方。这样坚持了一辈子后，在1928年，辜鸿铭因病去世，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这个教授的来历。
此人名叫辜鸿铭，100年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出生在南洋，求学于西洋、娶了个东洋媳妇，仕在北洋。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不识字，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蛮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
了解以上以后，我们再回到你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辜鸿铭，作为那个时代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儒，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作为保守派的定位是清晰可见的。我想那个时代，那种局面，长期受孔儒之说熏陶的他是反对学生做出这种在他看来是野蛮的，有悖礼乐的行为。面对罗家伦的质疑，他可以不赞同，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了吗？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之力的文儒，他又怎能凭一己之力去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的现状呢？他内心的痛苦是深沉纠结的，更何况没有任何渠道宣泄，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位爱国者，在被世人所不理解，而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他只能选择沉默不语。
晚清末年，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人？这是一个没在中国长大，却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的中国人；这是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却热衷于推广东方文化的学者；这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却一直留着古董辫子的老古板。
辜鸿铭可谓一代“怪杰”，他精通八九门语言，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
那个年代，学界，不，是整个中国，这个东亚都弥漫着一种“西方中心论”。洋人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洋人的学说都是正确的，东方的东西都是落后的，糟粕的。可这个从小在国外长大的辜鸿铭却不是这样，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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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 “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直到1885年，辜鸿铭第一次“回”到了中国。
在中国，有两个地方对于辜鸿铭来说是有些特殊的。一个是他的祖籍，一个就是他任教北大，生活了五年的北京。
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实在不是我卖关子，而是一桩悬案。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因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考证材料，往往基于猜测而莫衷一是，大致有福建漳州海澄、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数说。“漳州海澄”一说大概依据槟榔屿华人移民大多来自漳州海澄，如《槟榔屿华人史图录》即称槟榔屿辜氏家族来自“漳州海澄”，但并无历史文献加以证实；后三种说法——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较为流行。近现代史学者黄兴涛说：“关于辜氏的祖籍是福建，这没有分歧，但在具体所属地区上则有不同说法，除了‘同安’说外，还有‘厦门’说和‘晋江’说，辜氏曾自称‘厦门辜汤生’（TomsonAmoy）。‘晋江’说最早出自王森然，见北京图书馆馆藏《辜鸿铭评传》稿本，现有关晋江人物志，也有把辜鸿铭列入的，但持‘同安’说的人较多，最早的有《清史稿》和辜氏好友罗振玉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同安说较确。”（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评传》）黄兴涛的判断是对的，但依然缺乏考证支持。
闽人历来重视家谱，但辜鸿铭家族自数代前便已迁居南洋，其家谱在福建已不传。但换一种思路，遍寻与槟榔屿早期华侨有关的中英文史料，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实际上，20世纪最初数年，伦敦的阿诺德·怀特和任职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的H.A.卡特怀特就一直在为包括英国海峡殖民地在内的英属马来亚编辑一部资料可靠而翔实的志书《英属马来亚志》，而负责撰写其中人物志的H.C.罗宾逊（H.C.Robinson）为马来亚雪兰莪博物馆馆长，不仅熟悉地方掌故，还热衷搜集本地望族的资料（如家谱一类）。该地方志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人物志在“KohSe⁃angTat”下列出了槟榔屿辜氏家族四代谱系。“KohSeangTat”即辜鸿铭的堂兄辜尚达，为槟榔屿辜氏家族第四代族长，靠鸦片起家，成为槟榔屿首富和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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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逊记录的槟榔屿辜氏家谱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个家族的祖籍地：“来自 中国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关辜厝村 ”。 “同安关”为“同民安关”之简读。同民安关为阻隔福建南北的小盈岭的唯一关隘，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从同安前往泉州府的商旅士子的必经之路。到清朝为防范“海寇”而实行“迁海令”，将沿海之民内迁数十里，小盈岭关隘更成了“断绝山海之勾连”的重地，不仅设有驿站税口，还部署了兵卒把守。
“同名安关”本为“同民安坊”，为南宋大儒朱熹任同安主簿时于小盈岭隘口修筑，作为南安同安两县界标。坊额所嵌“同民安”石匾即出自其手书。石坊于清雍正年间圮毁，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同安马巷秀才林应龙倡议改建已颓塌之石坊为关，并撰《改建同民安坊为关劝捐序》，得到同安知县吴镛的大力支持，遂于同民安坊故址设关隘，以“卫民固圉”（吴镛《改建同民安坊为关记》）。
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 却不是出于什么考证，2004年2月10日，辜鸿铭在台湾的堂侄——原海基会会长辜振甫的太太严倬云女士回闽寻根时，为惠安螺阳辜氏宗祠题字：脉承惠安。自此，惠安也就成了比较靠谱的那一个。去年七月，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鸿铭纪念堂（即辜氏宗祠）内举办了纪念国学大师辜鸿铭诞辰 160 周年活动。
不论具体在哪里，其实于辜鸿铭本人而言并不多么重要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祖辈的迁徙难觅其究竟，所谓祖籍，也不一定就是“根”，时间长了，不过是一个乡愁时的符号。而北大，给了辜鸿铭一个乡愁的具象。
北大任教六年，辜鸿铭居住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6号。柏树胡同26号，旧时的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
据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介绍,辜鸿铭的故居“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从24号院门进去找寻,24号楼和30号楼之间还留有一片植有草木的停车场,也不知这里是否就是辜鸿铭当年踩过的土地。现在的柏树胡同,没有柏树,更没有椿树了,倒是有不少槐树,而辜鸿铭故居连同其门牌号码也一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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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辜鸿铭的确是一位我们不应忘却的历史人物。查辜鸿铭的年谱,1907年他随同张之洞进京任职外务部,到后来任教北大,最后于1928年去世,期间除了在上海、青岛、日本短住外,他生命后期的20年差不多都在京居住。一些著名人物包括国际著名作家毛姆、芥川龙之介、泰戈尔,都拜访过椿树胡同(现为柏树胡同)他的“晋安寄庐”。但由于从五四运动开始,辜鸿铭作为保皇派、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被批判,其学者地位和价值长期被忽略,其故居自然难以保护留存,现在胡同铭牌上能留一名,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辜鸿铭的辫子是民国初年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对这道“风景”作了生动的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梁实秋对此描写得更生动：“先主喜征逐之乐，顾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
有人说辜鸿铭的辫子情结代表了他的保守、顽固。这只是说出了部分道理。实际上，辜鸿铭保守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文学家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一个代表。”他把“文明的西方”称为“四夷之邦”，他的“另类形象”是对现代文明的“另类反动”。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们且不去评价辜鸿铭的如何“另类”，单就他的勇于抗争、勇于坚守，便是今日中国人所不及的，因为抗争和坚守在今日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中已经绝种了。
但他的“另类形象”为时人所不容，也遭来许多嘲弄。当年，辜鸿铭拖着辫子在北大讲课，引来学生哄堂一片。辜鸿铭却对学生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类似的话后来他在台湾也说过。在台湾讲学过程中，“当他老兴勃发时，便会叨叨不绝的谈些令人捧腹的话，衣冠很奇特，老是穿着一套蓝布长衫；戴着红顶的瓜皮帽子，还留着一条长辫，初看起来，谁相信他是一个中国留学外国的老前辈呢？他有时还痛骂着人家：‘你们以为穿着西装，留着时髦头发，便够摩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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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不仅学问超群，作为北大的教授，他的课也深受学生欢迎。辜鸿铭的教学，同样很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在课堂上哗众取宠。他的古怪离奇的风格和搞笑的作派在今天肯定是不合格的教师，肯定要被“下课”的。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辜鸿铭在北大第一次遇到胡适，就发生了冲突。要知道，胡适是杜威的弟子，获得36个博士头衔，他的新潮思想使得年轻的留美博士一夜爆得大名，正是红得发紫的时候。可辜鸿铭与胡适一见面，劈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胡适说：“在北大教书。”辜鸿铭说：“我们是同事。”又问，“是教什么的？”胡适说：“教西洋哲学史。”辜鸿铭于是改用拉丁语和胡适说话。胡适说：“对不起，我不会拉丁语。”辜鸿铭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他还批评胡适学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胡适挺窝火，从此，这两位大师就结下梁子了，经常打口水仗和笔墨官司。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总是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上课是不用教材的，即使有教材，那也是摆设。因为他头脑里装的知识实在是太多了，他的思想太活跃了，死的教材怎么能让他看得上？他上第一节课，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穿着脏兮兮的长衫，引来学生爆笑不止。他在第一节让学生翻开page one（第一页），一直到学期结束，他还是让学生翻开page one。他讲英国诗，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幽默诙谐，嬉笑怒骂。讲到得意处，他要么唱段小曲，要么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因此，他的课总是最受欢迎。他对学生要求极严，每次上课都要先跟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再走；
（二）学生如果背不出书，不许坐，一直站到下课；
（三）能够受得住约束的听课，不能的可趁早退堂。他给学生布置的英文作业，也挺绝，居然让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
作为教师，他形象和作派是不合格的，但他教给学生最多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比循规蹈矩的教师，要优秀，更遑论那些照本宣科、了无思想的教师了。辜鸿铭之能够在中国大学之翘楚的北京大学当教授，自然归功于校长蔡元培。没有蔡元培，即无辜鸿铭。今日中国大学教授何其多，但大师却无一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少蔡元培式的教育家当大学校长，恐怕是重要的原因。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如今，还有不少人会谈起辜鸿铭的小辫子和他爱小脚的奇怪癖好，却忘记了在那个礼崩乐坏，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这个长相并不十分中国的固执老头对这世界发出声音，他反对崇尚利益的西方哲学，让东方文明在西方世界开花，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艾恺在用中文写成的《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一书中评价说：“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如今想想，只剩下疏狂之举被后人铭记的辜鸿铭，何尝不悲哀呢？如果说常人的乡愁是一个具象，那辜鸿铭的乡愁，大概是一个叫“中国”的理想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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