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 传统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
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 ，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 ，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
《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域外影响 《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26] ，确证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
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这证明《诗经》从丝绸之路外传历史相当悠久。[27] 中国与印支半岛和印巴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始于汉代。
汉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汉朝的教化，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必然进入。在古代漫长的交往中，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有通晓汉学的人士。
在越南据史书记载：李朝十世以《诗经》为科试内容，黎朝十二世科试以《小雅·青蝇》句为题，士人无不熟诵《诗经》。从12世纪开始出现古越南文学多种译本，越南诗文、文学故事中广泛引用《诗经》诗句和典故，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某些成语并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五经传入朝鲜。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丽三国分立，据《南史》记载，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28]。
新罗王朝于765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一。高丽王朝于958年实行科举制，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
讲学《诗经》在朝鲜形成几个世纪的风气。到16世纪，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经学，现仍保存着他的《诗》说，《诗》说全面贯彻了孔子的诗教思想[29]。
18世纪初编纂出版的朝鲜第一部时调集《青丘永言》，开拓了朝鲜近代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孔子编订《诗经》的思想和经验[30]。韩国67所大学中文系讲授《诗经》，其中34所专门开设了必修或选修的《诗经研究》课程。
[31] 唐代日本遣。
诗经》特色和影响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辉煌的开端，它对我国后世诗歌，以至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都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后世的进步作家树立了楷模，启发和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把反映现实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这种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也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也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
诗经》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因为《诗经》的作者来自当时各个阶级、阶层，它在体裁样式上，有抒情诗、叙事诗、颂赞诗等。因此风格各异，特点不一，艺术成就也有悬殊，一般来说，“三颂”中的诗艺术性较差，《诗经》中的民歌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较高的；其次，一些进步文人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有一定成就。这些诗篇，虽然特色不一，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开端。大部分作品多方面的描写了周代的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和阶层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正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爱恋者歌其情，不平者歌其怨”。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诗经》的一大特色。特别是其中的民歌，很善于通过深切的体验来描写现实，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又很善于抓住事物的客观特征，通过对具体事物进行绘声绘色的描写，突出生活中的一个侧面或人物形象的特征来表现对社会的认识和讽刺，并能通过诗的主人公的直接倾诉，表现他们的欢乐和悲哀，激起读者的同情。如《豳风·七月》，清代方玉润说：“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再如《卫风·氓》等。
我国古人把《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三个字，这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宋代朱熹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赋的手法在《诗经》中运用得较为普遍，《大雅》和《颂》中运用最多，《国风》《小雅》中的民歌运用的也不少，如《七月》《静女》《君子于役》《芣苢》等诗歌，都是直接写景抒情，铺写所要表达的内容。比的手法在《诗经》中运用的也很多，它不仅使形象更加鲜明，本质更加显露，而且还寄寓着强烈的爱憎感情。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诗经》经常用比喻来刻画人物，如《卫风·硕人》，还有的诗用比喻形容心理、情绪。《诗经》中大量用比，表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再现异彩纷呈的物象。兴的表现手法在《诗经》民歌中运用得十分广泛。在一首诗的开端或一章诗的开端，诗人即景生情，用眼前之景引出所咏之辞。如《周南·关雎》《邶风·谷风》等。“兴”不只是为了开头，往往在诗中还起着寓意、联想、象征、烘托等作用。
《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在结构上采用了复沓的形式，即章与章之间的词句基本相同，每章只变更几个相应的字。这样做，有时为了表示事物发展的顺序程度，有时也只是为了反复咏唱，达到抒情的目的。这是民歌常用的一种表现形式，如《周南·芣苢》。《诗经》是以四言为主的诗体，也有一些字数多少不同的杂言诗。诗歌大都押韵，隔句押韵，韵在句尾的形式最为常见。这种格式，成为后代诗歌用韵的基本形式。在用词上，常用叠字、双声、叠韵词，大大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感。不仅状物形象生动，而且声调和谐，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辉煌的开端，它对我国后世诗歌，以至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都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后世的进步作家树立了楷模，启发和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把反映现实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这种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也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也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
主要是文化意义比较大，以下仅作参考。
第一部分：概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儒家“六艺”之一，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词。最后编订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
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可以说是一轴巨幅画卷，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
第二部分：具体文化及意义 一：礼乐文化 “诗”最初都是乐歌，《诗经》中的风、雅、颂三类都有各自的音乐特色。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个地区的乐调。
《毛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又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可见礼乐文化对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的影响力之深远。
朱熹也说过：“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话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
说明风就是表现各个地区民俗生活的地方土乐。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毛诗序》中认为：“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雅又分大小，究其原因，众说纷纭。《毛诗序》认为：“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而后人认为：“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总之人们当时已注意到大小雅与音乐的关系。
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颂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如《玄鸟》《烈祖》明显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而《长发》《殷武》则可能是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
对此《毛诗序》持赞成态度：“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词，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诗”的礼乐文化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随着后来古乐失传，后人也便无法深刻了解他们各自音乐上的特色。
二：爱情文化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①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如《周南·关雎》就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这种爱慕发展为两情相悦，便有了幽期密约，如《邶风·静女》通过对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的描写，将主人公的感情表现的细腻真挚。把相思之苦表现的如怨如诉，深挚缠绵。
这类情诗，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感情，赞颂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专一。②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如《郑风·女曰鸡鸣》写了一对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
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③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如《邶风·谷风》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邶风·绿衣》中那位“心之忧矣，曷维其己”的妇女，因妾得宠而失位，处于失宠，幽闭状态的不幸妇女的命运。
总之，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婚姻的幸福对妇女来说，常常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三：颂歌和史诗文化 上古祭祀活动盛行，许多民族都产生了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歌.我国古代也特别重视祭祀，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被认为是周族史诗的五篇作品《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周人由产生到逐步强大，最后灭商，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使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而且反映了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历史背景，以及人们敬天祭祖的宗教观念，是特定历史背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美学观念的产物，对今后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四：战争文化 《诗经》中的战争诗也包含了丰富的感情和精神： ①有人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如《常武》写宣王命大将南仲征伐徐国，集中歌颂了王师的威力.②有表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斗志昂扬，情绪乐观的，如《小雅·采岂》。
《诗经》战争诗中强调道德惑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不具体写战争的厮杀，格斗，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表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战争诗不同的风格.③更多的战争诗表现的是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是一种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是出征严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世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
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在之后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 ，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
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
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
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
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
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
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
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
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
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
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23]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23]。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24] ，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25] ”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26] ，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27] ，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23]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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