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被称为“经”是在西汉时代？西汉时期司马迁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
具体来说：
1、在各家看法中，大致认为《诗》被称为《诗经》是从西汉开始的。汉武帝时“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儒家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被认为是孔子编修过的《诗》就成了儒家经典，所以称为《诗经》，确切是那一个人开始称呼，暂无考证。
2、“删诗说”最初出于司马迁，后来班固、郑玄都支持这个说法。到了唐代的孔颖达编写《毛诗正义》，为郑玄的《诗谱》作疏，才开始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孔颖达只是说孔子不会删去这样多的诗，倒没有公开否认孔子的“删诗”。后来支持“删诗说”的著名人物有欧阳修、程灏、王应麟、马端临、顾炎武、赵坦、王崧等人；反对“删诗说”的阵营要大一些，有郑樵、朱熹、吕祖谦、叶适、朱彝尊、王士祯、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现代的主要反对者是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当代的《诗经》学者基本上不同意孔子“删诗”的说法。
备注：但是孔子编订《诗经》这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都说明孔子编修这种说法值得怀疑，但是孔子的做法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 8 岁。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 ，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所以说3000篇的说法不一定正确，但是流传下来的确实只有《诗经》收录的305篇。其余未收录的均已失传。
希望以后考古能挖出本竹简记录有失传的诗篇吧。
孔子删诗说是关于《诗经》的编辑的一种重要的说法。
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但是教材认为已经有很多有力的论据证明孔子虽然对《诗经》的完善、传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未曾删诗。《诗经》的最后删选编订者应该是周朝的乐官。
“删诗”指的是春秋时期，诗歌是很多的，据司马迁说有3000多篇，后来孔子十取其一，整理成集，就剩下了305篇。“删诗”问题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
唐代以前没有什么争论，但是，从唐代一直到清代大致上争论了1000多年，直到近当代，大家才基本上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孔子的“删诗”不能够成立。“删诗说”最初出于司马迁，后来班固、郑玄都支持这个说法。
到了唐代的孔颖达编写《毛诗正义》，为郑玄的《诗谱》作疏，才开始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孔颖达只是说孔子不会删去这样多的诗，倒没有公开否认孔子的“删诗”。
后来支持“删诗说”的著名人物有欧阳修、程灏、王应麟、马端临、顾炎武、赵坦、王崧等人；反对“删诗说”的阵营要大一些，有郑樵、朱熹、吕祖谦、叶适、朱彝尊、王士祯、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现代的主要反对者是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
当代的《诗经》学者基本上不同意孔子“删诗”的说法。支持孔子“删诗”说法的理由不外乎是：出于对《史记》的信赖和尊重；出于基本情势判断即，500年间不可能只有300首诗歌；出于《论语》中孔子谈到的他对“诗”的处理。
回到上一个问题是，既然有着大规模的“采诗”行为，采集的诗歌一定是非常多的。反对“删诗”说法的基本理由： 1、公元前544年季札观乐，“诗”的总体面貌和今天的留存相仿佛，孔子时年约八、九岁，不可能“删诗”（这一研究结果实际上出于郑樵的提示）。
2、孔子谈到的他对“诗”的处理是在“自卫返鲁”之后，而此前孔子谈到“诗”时，也称“诗三百”（方玉润）。3、春秋时期，庠序之讽诵，列国士大夫之赋诗言志，典籍记载多出于今7a64e59b9ee7ad9431333332643930本《诗经》，孔子不可能具有如此之影响（朱彝尊）。
4、《诗经》中多有不合于孔子道德思想的诗篇（崔述）。这类的理由还有很多。
不过，今人还是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态度，认为孔子对于《诗经》有所贡献。这表现在a、他在文字、方言和音乐方向上做过一些整理修订的工作。
b、他将《诗经》作为教材，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有着很大的帮助。今天一般认为，《诗经》是经过删汰整理然后汇编成集的，这表现在： 1、方言和音韵的统一。
2、四言字句上的统一。3、结构形式的统一。
通常认为，整理者是当时的乐工或者乐官。
《诗经》（也称《诗》、《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
但是，关于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远，至今在许多方面依然众说纷纭，无法作出定论。孔子是否删过《诗》就是一个悬案。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诗》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文学价值，所以对它的作者、编定者、编著年代等问题，不大可能进行探讨。直到汉代，司马迁为了写《史记》才对《诗经》及孔子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孔子删《诗》的观点，这种观点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不断得以补充、发展。
主张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加可靠。第二，古代大小国家有1800多个，一国献一诗，也有1800多篇，可见古诗本来是很多的。
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3000多篇诗中选取305篇编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可能的。第三，对照书传中所引可知《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或录有章句等情形，这种情况也与删《诗》吻合。
最早对孔子“删诗说”提出异议的是唐代的孔颖达。他在为“五经”作疏时，发现司马迁《史记》中的叙述与先秦典籍对《诗》运用情况不相符合。
于是，到宋代就形成了及时“删诗说”之风。近代的顾颌刚、钱玄同、范文澜等都基本上持这种观点。
归结起来，反对孔子删《诗》说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礼到鲁国观周乐，演奏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中的编排顺序与今天的《诗经》大体相同，而据现存的资料看，孔子当时只有8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诗经》的编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说“正乐”，并没有说删《诗》。
再说孔子返鲁“正乐”时已经69岁，如果删《诗》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一直是说“《诗》三百”呢？第三，《诗经》中有不少“淫诗”，这些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为什么没有被删掉？第四，先秦各种史籍所引的诗，大多数见于今天的《诗经》，据王士侦《古诗选》、沈德潜《古诗源》所辑逸诗，不过50首。这说明《诗》在当时只有300篇，即使孔子删诗，由于他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影响不是很大，更不可能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两种观点唇枪舌剑，论战了1000多年，至今仍争论不休。看来，孔子是否删过《诗》的确是一个难解的谜。
三千年来，《诗经》以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又以它是一部在思想感情上真正成熟的作品，而成为中国历代文人信奉的文学经典。
《诗经》中的部分作品为《风》、《雅》、《颂》三大类。《风》也称《国风》，包括周南、召南（南至江汉流域），邶、鄘、卫、王（今洛阳地区）、郑、桧、齐、魏、唐（晋）、秦、幽、陈、曹等十五个地区和国家的诗。
《雅》分《大雅》、《小雅》，《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作品产生的地区，分布在今黄河流域的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和长江流域的湖北北部。
现在《诗经》中有诗三百零五篇。据说这三百零五篇是孔子从三千余篇诗中编辑而成的。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仪，而成之。”即认为《诗经》系孔子删定。
自有此说后，许多学者认为除现存的《诗》三百零五篇外，其余诗都是孔子删去的。但是，史记所书传所载逸诗很多，按《诗谱》所记有使代二十代国君才取一诗者，可见删诗不少；另外还有删若干章、句、字的。
反对删诗说者则认为孔子原无删诗事，如朱彝尊说：王朝、诸侯都使用《诗》，古小学大学都学习《诗》，如果自己删除一部分，谁会听从呢？ 还有一种折中的说法，认为孔子不一定删过《诗经》，但却曾整理过诗经。近人杨向奎认为，删诗论者与反对者的论述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承认有逸诗存在。
有逸事说明原诗不止三百。既然不止三百，定篇时回有删定者，虽然不一定是孔子，但孔子确曾整理过《诗经》。
还有一种说法：孔子是整理过《诗经》的，他自己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可见在这之前，古典诗乐，《雅》、《颂》曾经出现过混乱现象，所以才有他的整理。
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孔子不仅没有删过《诗》，也没有编订过《诗》。持此论者认为：孔子所谓“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不是正诗之篇章，即所谓“正乐非正诗“。
都是从声乐的角度评论郑声，而不是郑诗。孔子反鲁正乐之时，年已六十有九，而前此言诗，皆曰三百，足见诗并不是孔子删的。
近人张西堂认为：孔子正岳以前，也只说“诗三百”，可知孔子并不曾做了“去其重”的编订工作。因为就逸诗来看，逸诗尚不及十分之一，而且其文词又多与三百篇不类，可见逸诗并非三百篇之逸，由此可以证明并不曾做了“起取重”的工作。
《史记·孔子世家》之说，词意自相矛盾，必是后人有所窜乱，一参其意义、情势，应是没有疑问的。那么，根据《史记》之说，以为删诗乃“去其重”，显然是不可信的了。
他还指出：现在流传的《诗经》，本是当时乐师采集入乐的乐歌，在孔子时，它在合乐的过程中就已经编订流传，不是孔子编订的。《诗经》里的作品都是合乐里的唱词。
十五“国风”是民歌，它是民间的小调被之管弦，并在民间流传。孔子所谓的“郑声淫”，“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正是说明这小调与雅乐上虽然说：“郑声淫，放郑声。”诗篇上却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由此可见，孔子并没有因为“郑声”不合他的口味而删诗。孔子是否删过“诗”？中国科学院编的《中国文学史》关于这个问题的如下说法是可取的：《诗经》以外的“逸诗”，往往是些零章断句，又多伪托，远不如《诗经》里的作品重要。
这些作品积累到三百篇左右，编成一集，大约在纪元前六世纪中。周景王元年（公元前 544 年）吴季札到鲁国观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鲁国为季札所歌的诗，据《左传》记载，分类名目，先后次第和今天《诗经》差不多。
季札观乐那年孔子才八岁。后来孔子提到这些诗的时候称之为“诗三百”。
因此，可以推测在孔子出世的时候，已经有了异步篇数和编排方法和今本《诗经》大致相同的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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