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 传统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
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 ，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 ，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
《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域外影响 《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26] ，确证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
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这证明《诗经》从丝绸之路外传历史相当悠久。[27] 中国与印支半岛和印巴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始于汉代。
汉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汉朝的教化，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必然进入。在古代漫长的交往中，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有通晓汉学的人士。
在越南据史书记载：李朝十世以《诗经》为科试内容，黎朝十二世科试以《小雅·青蝇》句为题，士人无不熟诵《诗经》。从12世纪开始出现古越南文学多种译本，越南诗文、文学故事中广泛引用《诗经》诗句和典故，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某些成语并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五经传入朝鲜。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丽三国分立，据《南史》记载，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28]。
新罗王朝于765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一。高丽王朝于958年实行科举制，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
讲学《诗经》在朝鲜形成几个世纪的风气。到16世纪，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经学，现仍保存着他的《诗》说，《诗》说全面贯彻了孔子的诗教思想[29]。
18世纪初编纂出版的朝鲜第一部时调集《青丘永言》，开拓了朝鲜近代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孔子编订《诗经》的思想和经验[30]。韩国67所大学中文系讲授《诗经》，其中34所专门开设了必修或选修的《诗经研究》课程。
[31] 唐代日本遣。
训诂的本义不是“词语解释”的意思，而是先王（尧舜禹汤）的古言古道 【训诂】这个词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先分别叙述如下： Ⅰ【“狭义的”训诂】：用通行的话解释古代语言文字或方言的字义（或词义）就叫“训诂”。
“训诂”有一些“具体的方式”以及“常用的术语”，现分别介绍如下： ●训诂的具体方式分为以下三类： 一“形训”：就是通过文字形体结构的分析来解释字（词）义，即拿词形来解释词义叫做形训。“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三类字的字形与意义有直接关系，还有“形声字”的“义符”也可以标示它的意义类别。
因此，分析字形对了解字的本义有重要的作用。在《说文》中，形训是最基本的训释方式，除直言其义外，其分析字型构造部分，就是形训的范例。
二“音训”：用音同或音近的词来解释词义叫做音训。三“义训”：直接说明词的含义，叫义训。
“义训”又细分为三种（即直训、转训、陈说），现具体叙述如下： ⑴直训：用同义词训释谓之直训。●训诂常用的术语如下： 〔一〕、说义的术语： ⑴“犹” ⑵“之言”（凡说“之言”的，音义一定相通） ⑶“貌”（凡说貌是形容它的样子，这些字或是形容词或是副词。
⑷属、别。（凡说“属”或“别”的，是明其类别。
⑸辞。（说明某字是助词，往往用“辞”或“辞也”。）
〔二〕、拟音的术语。⑴读如 ⑵读若 《说文》云：“宄，奸也。
读若轨”。（注：①宄〔gui三声〕，奸〔jian一声〕：都是“奸邪、狡诈”的意思。）
〔三〕、改字的术语 ⑴读为、读曰：凡说“读为”“读曰”的，就是换了另外一个字来解释词义。《卫风氓》“淇则有岸，隰则有泮”。
笺云：“泮读为畔，畔涯也。言淇与隰皆有涯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无所拘制”。
按泮的愿意为散，与本文不合，所以郑玄把它改读成畔字来训释它。（注：①淇〔qi二声〕：水名，源于河南淇山，流入卫河。
②隰〔xi二声〕：a：低湿的地方；b：所开垦的田地。③泮〔pan四声〕：a：散，解；b：通“畔”。
④畔〔pan四声〕：a：田地的边界；b：边，如“河边、水边、桥边、枕边”等等。⑤放恣：放纵任性。
⑥心意：心情，思虑。⑦拘制：牵制，固守。）
《汉书景帝纪》“减耆欲”注：“耆读曰嗜”。按耆的愿意为老，与本文不合，所以颜师古把它改成嗜字。
（注：①耆〔qi二声〕：年老；耆〔shi四声〕：通“嗜”。②嗜〔shi四声〕：爱好，喜好。）
⑵古字某同，古声某同。《论语》“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郑注“古字材哉同”。
按郑氏改用哉字来解释材。《诗东山》“烝在栗薪”笺：“骨折声栗裂同也”。
按郑氏改用裂字来解释栗。（注：①烝〔zheng一声〕：祭祀。
②栗薪：堆积木柴。） 〔四〕、正误的术语。
凡有“字误”或“声误”而必须改正的，则用“当作”“当为”： ⑴字误 《老子》三十一章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释文》“佳，善也。河上云：饰也。”
王念孙说：“案佳当作佳，字之误也。佳，古唯字也。
唯兵为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处。上言夫唯，下言故，文义正相承也”。
（注：①夫〔fu三声〕：发语词。②佳〔此处读“wei二声”〕：只有，因为。
③兵者：兵器。④物：他人，众人，人们。
⑤或：都，全都。⑥故：所以。
⑦不处：不使用。） ⑵声误 《礼记曲礼》“拾级聚足”注：“拾当为涉，声之误也”。
按旧注：“拾级，涉阶之级也。聚足，后足与前足相合也。”
（注：①拾〔she四声〕：古同“涉”，历经，经由。如：拾级而上〔沿着台阶而上〕。）
Ⅱ【“广义的”训诂】：是指“训诂学”。即中国传统“语文学”的一个部门，是主要从“语义”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的一门学科。
一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书面语中的训诂。二训诂学的研究内容是：语义。
即古代书面语言中字（词）的含义。其中以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为主。
重点是研究词义的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词的意义系统和词语之间分化派生的关系、词的产生和发展。三训诂学的任务是：分析古代书面语言的矛盾障碍，总结前人的注疏经验，阐明训诂的体制、义例、方法和运用情况，以便更好地指导训诂以及与此相关的古文教学、古籍整理、词典编纂等工作。
四训诂学的著作大体有两类： ⑴专门解释某部著作，如《毛诗传疏》、《论语注疏》、《春秋左转集解》、《韩非子集解》等。⑵收集词语分类编排，进行解释的词典，如《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 详见： /view/440036.htm /view/210802.htm 另有辞赋训诂学：辞赋训诂学，是由辞赋训诂而形成的体系学——包括对辞赋训诂和对辞赋训诂自身的研究。
又称“辞训赋诂”，赋学词汇，是辞赋考证学的近邻。辞赋训诂，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历代辞赋学文献语言。
“训者，指用较通俗的话去解释某个字义；诂者，指用当代的话去解释字的古义，或用普遍通行的话去解释方言的字义（蒋红岩语）。”“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训诂学，辞赋训诂学是训诂学的组成部分，和训诂学同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
（日不落语。
训诂，为解释古代汉语典籍中的字句。就是解释的意思。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
训诂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和文字学，狭义的训诂学只是小学中与音韵、文字相对的学科，也有人将训诂学分为新旧两种。
扩展资料
训诂研究方法有：
1、互训，用同义词互相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
2、声训，用声音相似意义相同的字解释，如“衣，依也”，说明这个“衣”在古书中是当作“依”的意思。
3、形训，用字形说明其来源和意义，如“小土为尘”，说明“尘”字的意思是“小土”，这个简体字也是由此产生。
4、义训，用当代的词义解释古词的意义，如“明明、斤斤，察也”，是说“明明”、“斤斤”的意思是“察”。
5、反训，古代有的词和现代意义相反，需要用反义词注释，如“乱而敬，乱，治也”，说明这个“乱”字，在此处作“治”的意思。
6、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明这个“庸”字用声训是从“用”字来的，但意思实际是“得”的意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训诂
《不散》
此夜花半落，月缺人独坐
天澜锦瑟，万籁无波
潋滟江山墨，未留欢喜书，千古空闻去日多
费百样揣度，参详无端因果，前尘消瘦红尘色
由贪嗔怨怒，心事难诉慈佛
有所求不得
叹人生天地，不如意十之八九
与影同游，溯梦行舟，常忆旧温柔
将六欲七苦，于五内氤氲绸缪
从来说风流，未若头白执手
不散不弃不休。
况四时渐冷，笑与痛难辨殊同
春如潮涌，夏似冰封，深秋对残冬
誓爱需三生，两地际会姻缘隔
离合尽匆匆，相思总无穷
不散初时相逢
而情之为物，非金亦非木
色艳根毒，穿肠烂骨
天真做迷途，菩提化修罗，背弃世界不悔悟
如口含烈火，又如身卧冰珠，燃点血泪成红烛
相拥云雨暮，散入青泥黄土
不散一字如故
《诗经训诂》
那样的岁月流泻而成宽的河
那样的声音隔岸唱着歌
又一年桃之夭夭展眼盛放几千朵
细雨正霏霏，杨柳遍阡陌
今夕何夕？风景褪去颜色
谁寻着迤逦的水墨，走到了这城郭？
日居月诸，终不舍和谁擦身而过
邂逅了这一场，命定的风波
年少时候，错看了一句七月流火
以为爱是赴汤蹈火的灼热
年少时候，相信了一句死生契阔
在每一个无眠的长夜，辗转反侧
想要意中人，听我说
那样的生活，淇水采葛南山伐柯
那样的人们，唱简单的歌
投桃报李做为谁和谁三生（的）信物
只要一个眼神就觉得快乐
今夕何夕？怅惘光阴如昨
谁翻阅泛黄的书册，记起了这承诺
日升月恒，终不能挽留匆匆过客
到最后谁心中，会有一个我？
是那句话，之死靡他容不下假设
是那个人，如切如磋费琢磨
是那一刻，尔卜尔筮眉心的忐忑
指尖点了谁的笑涡？而那结果，
想要意中人，对我说
是文字记录的风雅，千百年后唱不出的歌
在口耳之间温存，散落……
那时夕阳，牛羊下括伊人在等候
那时朝露，蒹葭苍苍如白头
那时的你，子衿青青何忧复何求？
那时的我，还没读懂，悲伤在相遇之后
我不再问，信誓旦旦是不是温柔
我不会说，相思一日成三秋
我还在等，不问经年不问对和错
在水之湄在河之洲，我一直走
突然发现你，在身后
*
以下就一些常见的术语的作一些说明
1.曰，为，谓之。
这三个术语都是解释词义的。其训释格式为：
训释语+术语+被训释语。可以译为“叫做”“称作”。例如：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孔颖达《疏》：“墙谓之墉。”
毛传：两樽曰朋。
孔颖达：高大而坏谓之崩。
朱熹注楚辞：徒行为步，乘马为骑。
用上述术语时，一般都是两个以上连用并举，用来辨析意义相同的词语之间的细微判别。如：
秦谓火蚋，楚谓之蚊。
行卖曰商，坐贩曰贾。
2.谓。格式为：被训释语+术语+训释语。往往以具体释抽象，以一般释特殊，或者解释词在上下文里的临时意义。如：
《左传隐公元年》：“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从。”杜预注：厚谓土地广大。
《诗经小雅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车。郑玄笺：君子谓将率。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朱熹注：阴谓小人，阳谓君子。
“谓”有时也可以用来串讲句意，说明语句言外之意：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郑玄：谓乡时之鸟。出从深谷，今移处高木。
3.犹。
主要用来解词，其训释格式为：被训释语+术语+训释语。被训释语与训释语往往词义相近。有以下四种情况：
(1)解释近义词，同义词。
无毁我室。郑玄：室犹巢也。
(2)说明引伸义，临时义。
又何间焉？杜预：间犹与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赵岐注：老，犹敬也。
(3)用今语释古语。
《说文》尔，丽尔。犹靡丽也。段玉裁注：丽尔，古语；靡丽，汉人语。以今语释古语，故云‘犹’。
4.貌，之貌。
这两个术语的用法和作用相同，一般都是用来解释表示其种性质，状态的形容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样子。
毛传：迟迟，舒行貌。
何晏：莞尔，小笑貌。
意气勤勤恳恳。《报任安书》李善注：勤勤恳恳，忠款之貌也。
5.之言，之为言。
古注使用这两个术语，一般都是声训。即用声音相同相近的词进行解释，目的在于探求事物的命名之义或同源词。如：
膳之言善也，今时美物曰珍膳。是膳者，美食之名。（孔颖达语）。
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
6.言。说明词语的言外之意。包括串讲正文。不是声训。
尔墓之木拱矣。《左传》杜预注：合手曰拱。言其过老，悖不可用。
忧心烈烈，载饥载渴。郑玄：则饥则渴，言其苦也。
7.读为，读曰。主要说明通假。
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
………信，读为伸。
沛公不先破关中兵，公巨能入乎？
………巨，读曰讵，讵犹岂也。
8.读如，读若。
用于注音。
又重之以修能。
____故有绝才者谓之能，此读若耐。
鹄乎其羞用智虑也。
____读如‘浩浩昊天’之‘浩’。
9.如字。
表示被注的字按通常的读音来读。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陆德明：恶恶，上乌路反，下如字。好好，上呼反，下如字。（上恶：WU，下恶：E；上好，喜欢之意，下好，好坏之好）。
10.本亦作，本又作，本或作。这类术语用来指出一古书不同版本所出现的异文现象。如：
诗经：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陆德明：蓄，本亦作畜。
11.衍，脱。
衍，指明古书中多出了文字的现象。脱，指明古书中脱落了文字的现象。
训诂就是为古籍的字（词）释义（注解）。
注解的形式有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是“专书注解”——就是把对某典籍的注解专门成书。你问题中“传、笺、注、训、诂、说、解、诠、释、记、通、学、述、订、正、微、隐、书、义、义书、正义、音义、章句、集解、补注” 等等……，都是注解的方法。
这样多的名称，其实可以归结为两类：（一），只解正文的“注”；（二），除了解正文之外，还解释 注文 的“疏”。注、疏是自成一家的理论，另外还有汇集各家之言的“集解”、补充别人理论的“补注”。
常见的注解名称： 传 就是“以今言传古言”，例如《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是解释《春秋》的。说 解 说明解释词语。
如《诗》有《鲁说》、《韩说》，都是注释《诗经》的。训 诂 也是注书的方法。
如：《鲁诗故》（故同诂），《尚书训》。注 把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和体会记载在原文下面。
例如我们熟知的《水经注》。笺 和“注”相似，是把原文中隐晦和太过简略的，加以补充。
音义 （也称音训、音诂、音注、音释）辨音释义，通过对字的读音的辨析来推测字义。如 《尔雅意义》、《资治通鉴音注》 章句 分章析句来解说古籍的大义。
如：《楚辞章句》 集解 一类是跨典籍注解（两部书合起来注解），一类是集合各家之言对同一部典籍的注解。后者如《庄子集解》。
补注 补充前人的注的缺失。举例：《楚辞补注》。
疏证 通会古籍的义理，再加以补充、校正、考证和阐释。你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应该归结为“训诂在学术上的地位和贡献”。
因为前面提到的“传、证……”，只是训诂的方法。那么，训诂学在学术上的的地位和贡献是什么呢？ 简单说，训诂（主要指前人的训诂工作）是在古人和今人、古文和今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通过训诂工作对古籍的注疏释训补，不仅使古籍无障碍地传承，而且也更加丰富了古籍的内涵。没有训诂工作，没有训诂学，古与今之间就会出现断层，中国文化的历史就会被撕裂。
这是我对训诂的地位作用的理解。一、形训又称以形索义，就是通过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来解释字义。
形训的作用在于探求文字的本义，但不能说明语源。1.恰当地运用形训的方法，可以把有些字的意义解释得更清楚。
2.在揭示词的本义的基础上，形训还可以探明词的引申义，从而整理出各词的词义系统。3.通过字形结构了解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还可以进一步识别假借字。
形训的局限和条件：形训必须结合语音来加以分析，所以形训的作用是有一定的局限的。1.形训的局限：第一，在历史长河中，汉字的形体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字形已经失去了表义作用，所以形训必须借助于古文字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第二，在汉字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词义的引申，文字的假借，字义和词义之间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所以在确定字的本义时，字形分析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第三，形声字的形符只能揭示其意义范畴，而不能指明其本义 2.形训的条件：第一，只有本义才直接和字形切合，近引申义与字形的关系只能见其端倪，而远引申义与字形的关系则是模糊不清的。
第二，只有本字才能直接反映本义。第三，只有“笔意”才能与意义切合，“笔势”大部分已经游离了字义。
二、声训又称“音训”，又称因声求义，就是用音同或者音近的字来解释字（词）义。声训的方式有：1.利用形声字。
2.利用音同或者音近字。3.利用同形字。
声训的作用：1.寻求本字。本字是对借字而言的。
古人在用字时不写本字而用一个音同或者音近的字来代替，这个借字与它所记录的词的词义毫无联系，只是声音相同或者相近而已，所以，训诂时应该破除借字，寻求本字。而寻求本字的途径只能从声音入手。
利用声训可以说明通假，寻求本字，防止望文生义，还可以纠正某些注释和解说上的失误。2.推求语源。
语源是就根词和赖以产生的派生词之间的关系而言的。由同一根词派生出来，因而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者义近音同的词，叫做同源词。
所谓推求语源，主要是从同源词中广泛系联派生词，即确定同源派生词之间的渊源关系。运用声训的方法系联同源词，首先是指文字上同声符的。
其次，因为汉语的同源词并不总是用同样的谐声偏旁表示，这就需要我们打破字形的束缚，辗转系联其他音同、音近的字，以确定它们的语源义。探求名物的来源是声训的一种特殊作用。
总之，探求语源，往往能突出词义的特点，有助于对词义的理解；还有助于探讨词义引申和语音变化的规律。声训应注意：1.所谓音同或者音近，是指古音相同或者相近；如果以今天的读音来进行声训，当然是不可靠的。
所谓古音相近，是指声韵都相近。2.要有文献语言为佐证。
三、义训 义训，又称直陈词义，是不借助字形和字音而用一个词或者一串词来直接说明某词的含义的方法。1.同义相训：是用同义词解释词义，是义训中常见的方式。
包括同训、互训、递训。2.反义相训：用某词的反义词来解释该词的意义。
词义的分化可能是构成反训的一个重要原因。词义的发展由一个方面向它的对立面演变，是构成反训的又一原因。
3.歧训：为避免训释词产生歧义而再加一个训释，使词义更。
《三国志》特点与质疑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
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
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
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
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
所以，《三国志》便尊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
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
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
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
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
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
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
《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
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
《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
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
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
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
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
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
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
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
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
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
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
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
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陈寿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
所以，《三国志》便尊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
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
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
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
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
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
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
《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
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
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
《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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