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元明清诗文词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则可断言.如果说，宋代诗文词（特别是文和词）是元明清作家们不断追怀、仰慕的昨天，那么，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就是宋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灿烂明天了. 宋代独特而渊深的美学意识是由其文化土壤所培植、文化精神所孕育出来的，经过有机的整合和融化，产生出特定的审美形态、格调和风味，遂成为文化型美学，有别于前代的唐美学.宋文化从下述诸多方面影响了美学的生成、表现和状态. 怀旧意识 宋人似乎特别怀旧，《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就是明证.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自序》曾说到当时的怀旧意识和情绪及其产生的原因：“靖康之难，中原人士播越两浙，无人不具故国故乡之思.周 《清波别志》云，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十小阕，听之感慨有流涕者.故其时西北耆旧，谈宣政故事者，为人所重.”北宋“宣（和）政（和）故事”便成为南宋人依念不尽而又时时咀嚼的往事，犹如唐人常常眷念“开（元）天（宝）故事”一样.刘辰翁《减字木兰花》写道：“铜驼故老，说着宣和似天宝.”故国沦陷引发了黍离麦秀之思，怀旧意识便特别强烈.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李）清照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李清照本人的《菩萨蛮》词亦曰：“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北宋“《清明上河图》至镂板以行，宜梦华之风行.徐梦莘《三朝会盟会编》（靖康二年）录赵 之《中兴遗史》，即一字不易抄《梦华录》元旦朝会一则.陈元靓《岁时广记》征引尤多.刘昌诗《芦蒲笔记》录上元词鹧鸪天十五首，谓当与《东京梦华录》并行.”“百余年来，《醉翁谈录》、《都城纪胜》、《繁盛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相继而作”，而《东京梦华录》“为不祧之祖”.《东京梦华录》是这种怀旧情绪的先驱作品和代表作.作者详尽记述了旧都汴京的诸多风物，但是，叙中有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特别是那篇冠于篇首的序文.序文对书名“梦华录”做了诠释：“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但作者却无此心绪，说：“仆今追思，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他的心灵浸染着悲凄的情调，几乎是一步三回首，感慨系之地追思那往昔霓虹般的梦影.这种记忆经过二十年漫长岁月的冲洗，已经淡化成粉红色了.序文写到这令人痛心的情形：“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后生”已逐渐失去了这种回忆，对往事颇不以为然.作者担心，随着岁月的更迭，往事如烟飘散，而“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于是，“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见当时之盛”.从表面上看，属于序文的一般通例，是备忘录，发挥一种认识效应，但实质上有着作者的深衷曲意.可以说，《东京梦华录》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亡国之痛唱出一曲挽歌.明人毛晋《〈东京梦华录〉跋》认为“幽兰居士（孟元老）华胥一梦，直以当麦秀黍离之歌”，确是的论.由于是怀着感伤主义的情绪回顾往事，因此陈述过去的诸多现象，便不像巨室大户暴发式的炫富，而是破落户对往日锦衣玉食酸泪汪然的回忆.作者铺张扬厉，山倾海泻，各种物象迸跳在笔触之间，奔赴于纸面，铺排在一个硕大的平面画卷上.意象纷纭，又带有烟花发射的特征.衣食住行皆有，声色视听兼备.浓艳斑斓，堂而皇哉，视觉上令人饱餍，听觉上使人迷醉，犹不足以尽感官满足，但是，字缝之间潜流着浓重的情绪失落感，奏出半是依恋半是挽歌的凄清曲.此后的那些同类著录，在感伤主义情调上与《东京梦华录》多有相近之处.例如《〈梦粱录〉序》写道：“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清人鲍廷博《〈武林旧事〉跋》也说：“《自序》一篇，声情绵邈，凄然有故国旧君之思，不仅留连今昔而已 .”这些情绪、氛围弥漫于宋代的社会阶层之中，出现凄恻、幽咽的回忆性描述，依依不尽地回忆、回顾往事，却又一唱三叹地眷顾不休.戴复古《洞仙歌》：“卖花担上，菊蕊金初破.说着重阳怎虚过.看画城簇簇，酒肆歌楼，奈没个巧处安排着我.家乡煞远哩，抵死思量，枉把眉头万千锁，一笑且开怀，小阁团栾，旋簇着几般蔬果.把三杯两盏记时光，问有甚曲儿，好唱一个？”这是宋代的社会情绪，在表达形式上却满含着审美意味，移位为审美情绪.而在具体传达上又表现为缠绵悱恻、宛转悠长.它在怀旧情结中内蕴着审美情绪.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宋人怀旧表现为对过去时代的追思，其主要审美形式是词，其回思的主要历史时期是三国和六朝.宋词广为涉及三国的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域都会有流行色存在。
它的色彩组合均有其传统文化渊源并符合大众审美习惯。所谓崇尚时尚，不仅仅在当代、而是古而有之。
宋代人争戴苏东坡式的高顶乌纱帽；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额前贴的梅花装饰引起社会效应，造成“六宫争肯学梅妆”。不难看出，古代的男人与女人在赶时髦方面并不比今人差。
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此评论：“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近远……”。说明某种色彩组合的流行一时在各朝各代都曾经出现过。
纵观历史，唐宋两朝在经济、文化、诗歌、绘画等方面均处于发展繁荣时期。仅从诗词看，现存唐诗四万八千首，作者两千余人。
宋词两万首，作者一千余人。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传统色彩理论及流行色组合、流布情况。
唐宋诗词作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被读者认可，必须 符合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审美要求，而不少读者也正是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信息掌握流行色。从大量的唐代诗词中，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唐代的流行色是紫+黄，一个间色一个原色。
唐代以赭黄袍为常服，亲王及三品色用紫，五品色用朱，六品色用黄。有功者亦赏朱紫之服。
举一典型例证：“紫蝶黄蜂俱有情”。唐人之所以有情于紫+黄，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紫色安定而华美，黄色贵重而明快，紫+黄互为对比色更加显得富丽堂皇。这与唐朝是中国历朝中各方面发展鼎盛，并且长期处于国强民安的历史时期是紧密相关的。
所以富足的唐人以此为流行色。关于对紫色的好恶可以说是很有历史性的。
自从古罗马人从海洋中一种软体动物内提取出“帝王紫”后，王公贵族独占了紫色，一时价等白银。古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从紫色中诞生的人”。
而恰恰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中国孔圣人则极力贬斥紫色，“恶紫之夺朱也”。“五色之疵，惑人之物”。
但汉以后人们逐渐对紫色产生好感，直至唐代成为流行色主导色。从唐诗中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紫+黄的描写：“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命席紫蓝芳，万乘飞黄马”、“甲光向日金鳞开，塞上胭脂凝夜紫”、“金章紫绶千余骑”、“黄花紫菊傍篱落”、“黄蜂紫蝶两参差”、“争赏街西紫牡丹”、“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在当时穿用流行色方面肯定起着领导时代新潮流的作用。有记载说她：“好服黄裙，时人为之语曰：黄裙逐水流。”
而她的头上也装饰着相当贵重的丽水镇库紫磨金步摇。紫+黄（金）这一组流行色也被皇家看重，亲王及三品以上服紫衫，而穿绿者均为六七品小吏。
唐代官阶的一个特殊尊荣标志是挂金鱼袋，称“三品衣紫饰金鱼袋”。唐诗中常见“紫袍金带不须夸”、“犀带金鱼束紫袍”等句。
唐代著名的几位书法家都获“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的称号。其他人士喜穿紫色服装的在唐诗中也有反映：“内人宜着紫衣裳”、“紫绮为上襦”、“御前新赐紫罗襦”、“青溪道士紫霞衣”、“谢家新染紫罗囊”。
据记载，唐人对流行色显得尤其热忱，似乎满眼皆紫色。对紫+黄流行色的传布若读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诗“借问吹萧向紫烟……纤纤初月上鸦黄，鸦黄粉白车中出……娼家日暮紫罗裙……青虬紫燕坐春风。”
便可发现一首唐诗竟多处描写紫与黄色，诗人分明在为流行色的流布推波助澜。唐代除紫+黄为流行色主导色外，还有一组辅助色。
以唐诗“红光紫气俱赫然”为证，同类对比色紫+红是唐代第二组流行色。这是一个间色+一个原色，十分协调。
此类描写还有：“百般红紫斗芳菲”、“红星乱紫烟”、“雾色澄鲜壑映红，归庙片云衔紫电”、“紫袖红弦明月中”、“紫袖握蝉声欲绝，红巾扑蝶势潜高”、“头盘红缕髻，身著紫罗衣”、“村边紫豆……岸上红梨”、“缠红结紫畏风吹”、“紫艳红苞价不同”、“访紫寻红少在家”、“新红旧紫不相宜”、“春红秋紫绕池台”、“红莲幕下紫犁新”、“紫菊丛丛色，红蕉叶叶声”等等。有几句诗很写实地记录着当时杜会上这组流行色普及的程度，“佩服上色紫与绯”、“朝班尽说人宜紫，洞府应无鹤着绯”、“白衫裁袖本教宽，朱紫由来亦一般”，紫+红有人说“不爱”，恐怕是文人清高的一种酸气，并非多数人不喜欢，因为“亦一般”正说明太流行了。
还有一首唐诗“紫云楼衅金丝发，红杏园中玉辇香”，诗品未必很高，但首句紫+黄是唐代流行色主打色，上下句对仗的紫+红，又记载着那第二组流行色的存在。对宋代流行色的判断可以分析宋代诗词的内容，其明确指出了当时人们喜欢的流行色是红+绿，一个原色一个间色。
典型例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还有一句流行至今的宋词名句“绿柳烟外晓春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作者宋祁官至工部尚书，名句一出即为当时人们喜爱，所以索性称他“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以上宋代诗词的内容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词中表述的红+绿这组流行色的认可。
读过诗词的人都知道，对仗工整严格是古典诗词重要的艺术特色，因此也恰恰为诗词中描写色彩对比的准确科学体现了规范要求。苏轼老夫子的“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
两宋时期，诗歌得到进一步发展。
诗歌的另一种重要形式——词在宋代达到顶峰。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被称为“曲”、“曲子”，或“曲子 词”、“乐府”、“长短句”等。
词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雅士填词渐成 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
到宋代，词这一特 殊的文学样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代词人在词中“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其“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欢愉愁怨，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 一。
词在宋代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形成了“婉 约”、“豪放”两大派，著名词人有晏几道、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张孝祥、辛弃疾、李清照、陆游、姜夔等。
宋代文学特点：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著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宋代文学特征：北宋初期的文学基本上处于沿袭晚唐五代文风的过渡阶段，可也出现可一些新的变化，如柳开等人倡导和写作古文，王禹革新诗风和文风，杨亿等人的西昆体风靡一时，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起过作用，为宋代文学的发展在某方面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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