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诗是《诗经》中较早的作品，是宗教祭祀活动中用来赞颂神灵、祈福禳灾的诗歌。
祭祀诗的篇目虽然比不上弃妇诗和情诗，但其题材独特，民族特点鲜明，并有浓郁的宗教气息和文化价值，在“诗三百”中占有重要位置。祭祀诗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一种文化现象。
这类诗篇主要以《周颂》为代表，其中心内容是赞美在位的周王或其祖先的功德。从远古时代到周代，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已进步许多，但原始社会对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崇拜，作为一种深层次文化积淀下来。
祭祀活动是为了维持或恢复人与“神”的良好关系，把整个社会通过集体活动联结起来。进入阶级社会后祭祀转化为权利的象征，周王朝崇尚敬天尊族，祭祀天地以周祖后稷、文王配天，其政治指向十分明显，实际上是说明其政权受命于天，祭祀先王维护宗族组织，又起到了维护统治的作用。
摘要：祭祀诗的文学特色一向为人们所忽视，甚至有人否认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事实上，祭祀诗具有模糊的人物形象、虔敬的思想感情、盛大的场面描写以及叠字、复沓、反复、设问与反问等多样的艺术手法等特色。
其研究力度还有待加强。关键词：祭祀诗 文学特色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选集，祭祀诗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祭祀是周代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祭祀渗透到了周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祭祀，指的是古代人们按照一定仪式进行的敬鬼事神的社会活动。
祭祀的对象，总的来说，不外乎祭祖与祭天（泛指大自然）两大类。祭祀活动源起于原始氏族社会，至周代才发展完备。
祭祀诗，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祭祀诗是指那些在祭祀活动中咏唱的赞颂神灵、祖先，祈福禳灾的诗歌。
广义的祭祀诗指的是一切写到祭祀或用于祭祀及赞神颂神的诗歌，不但包括纯祭祀诗，而且还包括颂赞诗、部分农事诗和史诗。本文探讨祭祀诗的文学特色所涉及的对象为广义的祭祀诗，大约有六十篇左右。
说到《诗经》的文学特色，人们大都喜欢拿国风以及小雅中的篇章来进行分析。至于祭祀诗，往往仅从文化（礼仪）方面来展开研究，文学方面的论述少之又少。
平心而论，祭祀诗的文学特色是不如国风及小雅突出，成就上也比不上国风、小雅，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祭祀诗在文学方面仍有其特色。下面本人不揣浅陋，试从人物形象、思想感情、场面描写以及艺术手法四个方面剖析之。
一、模糊的人物形象 祭祀诗中的人物包括祭祀者、被祭祀者以及其他相关人物，这些人物大都属于一些有地位身份的人，上至君王诸侯，下至卿大夫与士，不像国风中的人物多为平民百姓或者奴隶。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固然与诗歌的题材内容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周代的祭祀权主要掌握在贵族（家族大宗）手里有关，祭祀权在当时即意味着特权，掌握了祭祀权也就掌握了政治上的权力。
祭祀诗中的人物诸如祖先、神、天，基本上都是抽象的概念，对他们没有具体的形象描绘。试看《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於穆不已。
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这是一首祭祀文王的诗，整首诗只是笼统地赞颂文王的“纯德”，并未对其性格与德行进行具体的描述，因此在人们心目中文王始终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又如《周颂·执竞》，该诗是一首“祀武王”之诗，文中写及武王以及参祭者的句子就“执竞武王，无竞为烈”、“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等几句，人物形象同样单薄而模糊。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的是古希腊神话中对神的形象刻画得十分具体生动，如多情的宙斯，嫉妒的赫拉，勇敢的普罗米修斯等等。
古代中西方在人物形象刻画上的这种差别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审美情趣。二、虔敬的思想感情 古人进行祭祀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从神致福。
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要准备丰盛洁净的祭品、严格按照程序之外，再有就是态度要严肃，心要诚，即在祭祀前、祭祀中乃至祭祀后都要怀着一颗虔敬之心。心不诚，神灵是不会赐福的。
读《诗经》中的祭祀诗我们是不难体会古人祭祀前后的神圣与恭敬之心的。祭祀的神圣性首先体现在祭祀活动进行的环境是庄严肃穆的，可以把人在未开始举行仪式的时候就感受到神圣庄严的气氛，使人们对祖先神灵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閟宫有侐，实实枚枚。” （《閟宫》）举行祭祀之礼的天子诸侯态度严肃而谨慎，端庄而有序。
“于穆清庙，肃祊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清庙》）“有来雝雝，至止肃肃。
相维辟公，天子穆穆。”（《雍》）“威仪反反”（《思文》）、“君妇莫莫”。
（《楚茨》）从“雝雝”、“肃肃”、“穆穆”、“反反”、“莫莫”这些词我们可以看出参祭者严肃认真的态度。三、盛大的场面描写 本文所指的场面包括祭祀场面与劳动场面。
在约六十首祭祀诗中，以祖先为祭祀对象的最多，占到所有祭祀诗的一半，由此可以看出《诗经》时代祖先崇拜的鼎盛。所占份量仅次于祖先祭祀的是农事祭祀诗，有十首，反映了周人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思想。
祭祀场面与劳动场面便。
《诗经》分成风、雅、颂三部分.其中记载宗庙祭祀的是“颂”。
拓展资料：
《诗经》的组成部分。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合称“三颂”。
《周颂》大部分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的祭祀乐章，也有迟至昭王时的作品。《鲁颂》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颂歌。《商颂》是春秋时期宋人追述祖业（宋为殷商后裔）之作。
《周颂》的作者已不可考。
《鲁颂》4篇，《小序》以为都是颂鲁僖公的。首篇是《？》，《小序》说，因为鲁僖公治国很节俭，宽厚爱民，很重视农业、美马，鲁国人尊重他，“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季孙行父是鲁国贵族，鲁文公、宣公时为掌权大臣，谥号“文子”。史克，即太史克，亦即里革。《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宣公的一大段话，可以看出他是个学识渊博的史官，《小序》说《？》是他所作，当有所据。后人有的以为《鲁颂》都是太史克的作品，有的则认为只有《？》一篇是太史克所作。
《鲁颂》中有《？宫》一篇，朱熹《诗集传》认为它是鲁僖公自作，并不足信，有人根据诗中“新庙奕奕，奚斯所作”的话，认为此篇是奚斯的作品。奚斯，名鱼，鲁公子，《左传·闵公二年》有关于他的记载，事迹很简单。也有人认为“新庙奕奕，奚斯所作”的意思是说奚斯督造新庙，他是一名“监工”，并非说他作颂。《鲁颂》中大致可以确定作者的，只有《？》一篇，其余三篇可能出于其他史官之手。
《商颂》原为12篇，今传本《诗经》只有 5篇，其他7篇何时散佚，不可知，旧说孔子以前已亡佚，又有说是被孔子删去了，都是揣测之词。
拓展资料：诗经_百度百科
诗经是记录西周到春秋中叶的诗歌，那时候还没有到秦朝，不存在记载秦朝祭司这是诗经关于祭祀的资料，希望能帮到LL~ 《诗经》中的祭祀诗的基本内容是写的人神相接，上通天帝，通过赞颂神灵来祈福禳灾。
也有人认为只要是写到祭祀或者用于祭祀的诗歌都是祭祀诗，但这种说法有点过于宽泛，如果这样，有些史诗、农事诗也就变成了祭祀诗了。所以我们还是取狭义之解的祭祀诗，即“宗教祭祀活动中咏唱的赞颂神灵、祈福禳灾的诗歌”。
《诗经》的祭祀诗主要集中在《颂》中。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
祭祀诗的特点有以下几个： 一、《诗经》中的祭祀诗是建立在万物有灵，灵魂不死的原始宗教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远古先民对于自然界的事物不甚了解，环境的一切变化，他们只能抱持慎惧的心态，进而产生崇拜、祈求自然的行为。”
在他们的眼中，万物有灵，除了祭祀祖先的灵魂，之外，还有天地、山川、河岳皆为可祭祀之物，于是祭祀诗就有了更多了内容。例如：《维清》： “维清缉熙，文王之典。
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 称颂文王政无败乱极清明，文王典章是根本。
自从祭祀那上天，到有天下功竟成，这是周家的祥祯。《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子孙保之。”说天生万物在岐山，为祭祀岐山之作。
《时迈》： “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
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这首是武王周公巡守祭山川百神的诗作，诗中提到上天保佑周室，初用威力震动它，天下都害怕臣服，又来安宁神灵，依次祭河及岳神。《般》： “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
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这是周成王时颂武王巡狩祭祀河岳的一首诗，诗句气势充沛，赞颂周邦的美，封禅四岳大山小岭，九河合一依次往，普天之下巡遍，山川众神都配享。二、《诗经》中的祭祀诗是一种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狭隘的功利观念的宗教政治文学。
神灵产生于祭祀活动中对天地万物的存在认同，人们渴望神林的存在，希冀神灵能带给国家的富足和生活的安宁，而这样的渴望往往要通过国家的统治来加以实现，所以在人民们心中，天子就是受命于天，其意志是不可违背的，祭祀就为统治者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因而在祭祀诗中，很多篇章都体现出它的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宗教政治功利性，成为专门歌功颂德的作品。例如《周颂·维天之命》：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诗中说：美在不停的运转，这岂不是光明呢！文王之德大而纯。
嘉言善道丰富我，我应该把它收聚尽，以制法度顺文王，曾孙后代都奉行。这是周公制礼时祭祀文王的诗，在这里，他极力赞颂文王之德，“于乎”，不光明吗？文王之施德教之无倦，美其于天同功。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昊天有成命，文王武王受命于天，成王积德而宽厚，巩固天下得到和平。”
《思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菲尔极。
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周公在祭祀周始祖后稷时称其德可配天，可于上天同祭祀。三、《诗经》中的祭祀诗中的祖先、神、天，基本上都是抽象的概念，对他们没有具体的描绘。
画鬼神易，因为在人们的心中，鬼神无定形，中国的上古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鬼神的形象大抵都是比较模糊，或者说是一种抽象的感念，而没有具体的形象，如对“天”的解释，“天者，清也，虚也，大也”，人们的心中，盘古开的那片天地是气，清者上升，为天；浊者下沉，为地。这种理解和西方的看法不同。
希腊神话中对神的形象刻画十分具体生动。如宙斯、赫拉、阿佛洛狄忒、普罗米修斯，个个都是十分鲜活的形象，威力神的凶恶、河神俄刻阿诺斯的怯懦神使赫耳墨斯的奴性，都栩栩如生，而《诗经》中的缺少这样的形象刻画，在《周颂》中写了文王之德，武王之自强，，但并没有作细致生动的描写，仅仅用称颂的口气来表明他们的功德，使得这些“先王”、“神”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这也表明了中国人对神与人的心灵关系的认识、审美情趣不同与外国。
《诗经》祭祀诗只是整部著作中的一小部分，但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也是我国诗歌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解这些，至少可以从一个方面了解周代的政治思想和上古的宗教文化，但上面所讲的内容，也只是一点浅见，《诗经》作为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人们的思想，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只言片语就可以说得清楚的，今后还需要我们在这些方面继续努力。参考自新华网陕西频道。
古代祭祀的种类 1.祀先代帝王 《礼记·曲礼》说：“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对于“有功烈于民”的先代帝王，如帝喾、尧、舜、禹、黄帝、颛顼、契、冥、汤、文王、武王等，都要举行崇祀。后来，受祭享的先代帝王人数越来越多。
秦始皇在巡游天下、经过名山大川时，曾经祭祀先代帝王。他到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因为相传虞舜死后葬于九嶷。
他到会稽，会稽有大禹陵墓，于是祭祀大禹。后来历代帝王出巡，多仿效秦皇，祭祀先王。
自汉代起，开始为先代帝王维修或营建陵园，分别立祠祭祀。光武帝时，皇宫中有古代圣贤帝、后画像，不过那大概还不是用于祭奠行礼的。
隋代以祭祀先代帝王为常祀。在京城立有三皇五帝庙，另立庙祭祀三皇以前诸帝，并且在先代帝王始创基业的肇迹之地分别建置庙宇，以时祭祀。
明洪武六年（1373年），太祖始创在京都总立历代帝王庙。嘉靖时，在北京阜成门内建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择历朝名臣能始终保守节义者从祀。
清代沿用此庙，初祀三皇、五帝等。后又改变原则，“凡为天下主，除亡国暨无道被弑，悉当庙祀”。
（3）对于先代帝王的陵寝，清代祀典规定祭祀三皇、五帝以下数十处，春、秋二季仲月致祭，或在陵寝筑坛而祭，或在当地享殿行礼。凡皇帝巡游，途经先代帝王陵庙，皆有祭享之礼。
清统治者特别对明代诸帝陵墓，更是优礼有加。这显然是出于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需要。
2.祀先圣先师 祭祀先圣先师是立学之礼，礼经并未实举其人。汉魏以后，逐渐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或者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
唐代确定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从此以后不再变更。对于孔、颜，历代帝王益封爵，赠谥号，直至用天子之礼乐优加尊崇，祭祀典礼极为隆重。
《礼记》所载立学祀典，不过“释奠”、“释币”、“释菜”三项。“释币”，即有事之前的告祭，以币（帛）奠享，这不是常行之礼。
“释奠”，是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而没有尸。“释菜”，是以菜蔬设祭，为始立学堂或学子入学的礼仪。
唐、宋以后一般只用“释奠”礼，既作为学礼，也是祭孔礼，仪式则日趋繁琐。祭孔始于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当时孔子的地位并不高；汉平帝才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
学校祀先圣先师周公、孔子，始于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南北朝时，太学内已立有宣尼庙，祭祀时设轩悬之乐，用六佾之舞，牲牢器具，依上公之例。
每年春、秋二仲月，行释奠之礼；每月初一，国子祭酒率博士以下及学生拜孔揖颜。各地郡学也都立有孔、颜之庙。
唐宋以后孔子封爵加至“大成至圣文宣王”，从祀弟子、贤人封为公、侯。元代世祖时虽有一时贬黜孔子及儒家的举动，但成宗即位后立刻恢复尊孔。
直到明朝嘉靖时，世宗才废除所封孔子王号，取消了塑像，降低了原用天子之礼的祀典规格，称为“至圣先师”。清代，盛京即建有孔庙。
定都北京后，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孔子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祀礼规格又升为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奠爵，行三跪九拜之礼。
雍正四年（1726年），又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全体官民军士斋戒一日。在孔子故里（曲阜阙里），春、秋祭祀与太学相同，其庙制、祭器、乐器及礼仪也都以北京太学为准式。
祭孔礼仪在文庙举行。唐玄宗又为姜太公师尚父立武庙，肃宗又追封姜太公为武成王。
其祭祀礼仪与祭孔类似。至明初，由于明太祖的反对，武成庙才被废止。
宋代又有算学先师之祭。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立黄帝为算学先师，但典仪规格较低。
3.藉田与享祀先农之礼 《礼记》有“天子为籍千亩”，“天子亲耕于南郊，以供斋盛”的记载。（4）藉或作“籍”、“藉”。
藉礼，就是祭祀农神，祈求丰收的礼仪。农神，也称“田祖”，又称为“先啬”，汉以后通称“先农”，认为就是教民耕作的神农氏。
藉田在春天举行。藉田礼为历代帝王所遵循，而且仪式日趋繁复。
南北朝时，在先农坛北建御耕坛，围以青幕，供皇帝观看农夫耕种藉田情形之用。宋以后就直称“观耕台”。
明、清时的先农坛都在正阳门外，为一成方坛，东南方有观耕台，藉田时才加以陈设，附近又有神仓等建筑。今仍有若干古建筑保存。
藉田、祀先农是古礼之孑遗，本有重农、劝耕的良好意愿，但历代帝王的亲耕藉田，表现与宣传个人的意味太重，难怪就连有的皇帝自己也说，藉田是“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晋书·礼志》） 4.亲桑与享祀先蚕之礼 天子藉田，王后就去采桑养蚕。
礼经有仲春“后率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的记载，亲桑、享先蚕之礼就是据这项活动而制定的。（5） 史书记载，汉代已有此礼仪，皇后率领公、卿、列侯夫人到东郊苑中采桑，并以中牢羊、豕祭祀蚕神——苑窊（wā）妇人和寓氏公主。
当时，宫中蚕室养蚕在千薄以上（薄是养蚕的竹帘），蚕丝由织室纺织，用作祭服。魏晋以后，亲桑礼与藉田亲耕礼比附，遂相应地建造了先蚕坛，又有皇后“采桑坛”。
明嘉靖十年（1531年）在西苑（今北海公园）新建先蚕坛，废去北郊安。
古代中国只有天子有祭祀天帝的资格，祭祀上帝被认为是天义，是以华夏中国的历代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天子。《说苑》指出“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中国后世王朝也继续以这种规格祭祀上帝。殷商甲骨文就出现了上帝之名，当时的祭祀上帝就已经是天子的天权。
昊天上帝（来自《尚书》）或皇天上帝（北京故宫供奉的神主牌）是上天、天帝、天父（与“地母”相对）、皇天（与“后土”相对）、老天爷等的正式称谓。
古文献记载，虞舜、夏禹时已有昊天上帝，称为“类”。在殷商甲骨文中，昊天上帝是“帝”，或称“上帝”，他是自然和下国的主宰，他的周围还有日、月、风、雨等作为臣工使者。祭祀上帝要杀死或烧死俘虏和牲畜，作为祭品，耗费大量的财富。远古时代祭天，是祈求上天太阳神保佑，以获得农业丰收，人畜兴旺。据《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淮南子·天文训》等史书记载，我国夏代以前祭天，是祭太阳祈年的，殷周以来祭天皆用火。《周礼》记有：“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 燎祀司中、司命、观师、雨师”，注：“三祀皆积柴……燔燎而生烟”，《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山祭天也。”商代的统治者多以“天命自居”，认为自己的地位是上天给予的。《尚书·盘庚》：“先王有服，恪谨天命。”《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殷人的宗教生活，主要是受祖宗神的支配。他们与天、帝的关系，都是通过自己的祖宗作中介人。”殷人有靠先祖来“宾帝”的观念。所谓的宾帝就是商代的先王在上帝左右，上帝对商王有护佑和惩戒的能力。到了周代，“天”的观念逐渐代替了殷人所说的“上帝”、“帝”。天帝的形象被人格化，周王又有了“天子”的称谓。周王是作为天帝之子在人间统治人民的，他也要象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天帝。祀天就是对天帝的侍奉、享献的仪式。殷周以来，对天帝的称呼也日趋繁化，有：帝、上帝、天、皇天、昊天、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维皇上帝，等等，指的都是有意志的人格化的神。
一般要发兵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讨伐邪恶。一种是抗拒邪恶的入侵。不论哪一种，对方都是邪恶的，而自己就是正义与伟大。至于到底谁才是邪恶，谁又能定义呢？
一般发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君主授权的主将带兵，一种是御驾亲征。不论哪一种征伐。祭告太庙都是不可避免的礼节。也就是祈祷祖先保佑能征战成功的意思。如果是由代理君主的主将带兵出征则还需要由主君率领文武百官出城十里相送，代表主军郑重的将军权交授给了将军。一般离城十里的主干道会有亭的建筑，这个建筑远臣来服时是起迎接等候用的，作为出征则是作为主君亲送将军出行用的。主君如果御驾亲征，则由太子出城十里相送，主要地点也是十里亭。在十里亭，则是作为主君将监国的权力交接给太子或监国大臣。作为自己如果失败则全权由监国处理政事的礼仪仪式.
译文：
诸侯开始朝见周王，
请求赐予法度典章。
龙旗展示鲜明图案，
车上和铃叮当作响。
缰绳装饰金光灿灿，
整个队伍威武雄壮。
率领诸侯祭祀先王，
手持祭品虔诚奉享。
祈求赐我年寿绵绵，
神灵保佑地久天长，
皇天多福无边无疆。
诸侯贤德大孚众望，
安邦定国如意吉祥，
辅佐君王前程辉煌。
赏析：
和《周颂·雝》相同，《周颂·载见》也是写助祭的，只是祭祀对象和描写重点有所不同。
《载见》的祭祀对象是武王，《毛序》谓“始见乎武王之庙也”，朱熹《诗集传》亦云“昭考，武王也”，后世诸家于此无异辞。按周时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为穆，则武王为昭，故称昭考。因此，“载见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载”训始，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周公极尽摄政之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尚书》中的一篇《无逸》便是明证。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如此看来，《载见》的祭祀对象与《雝》不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诗经传说汇纂》所说“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
和《雝》所描写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载见》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朱熹评之曰“赋”也。诗中“龙旗阳阳”四句，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屡用套语，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而《载见》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这也足以说明，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
诗的后半部分，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本无须赘辞，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颇值得注意。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这令人想起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就臣子而言，先王驾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辅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可见，《载见》始以诸侯，结以诸侯，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实在并非出于偶然。
参照http://www.gushiwen.org/GuShiWen_265399fe79.aspx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搜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古代诗歌305首，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周穆王将征伐犬戎，祭公谋父劝阻说：“不行。先王显示德行而不炫耀武力。兵力是储存起来到一定时候动用的，一动用就使人畏惧；炫耀武力就会滥用，滥用就不能使人畏惧。所以周公的《诗经·周颂·时迈》说：‘将兵器好好收藏，将弓箭藏在皮囊；我们君王寻求美德，施予这华夏之邦。君王定能保持天命久长。’先王对于百姓，努力端正他们的德行，使他们的性情更加宽厚；扩大他们的财源，改进他们的工具；指明利害的方向，用礼法整顿他们，使他们追求利益而避免祸害，怀念恩德而畏惧威力，所以能保证周王室世代相承，日益壮大。
从前我们先王世代做农官之长，服事虞、夏两朝。到夏朝衰落的时候，废除了农官，不再致力于农业，我们先王不窋，因而失去了官职，隐藏到戎狄中间。他仍然不敢怠慢祖业，时常称道祖先的功德，继续完成祖先留下的事业，研习祖先的训令和典章；早晚谨慎勤恳，忠实地遵守，诚恳地奉行，世代继承祖先的功德，不辱前人。到了武王，发扬前代光明的德行，再加上仁慈与温和，事奉神灵，保养百姓，莫不欢欣喜悦。商王帝辛，大为百姓所憎恶，百姓不能忍受，欣然拥戴武王，在商朝国都郊外的牧野地方作战。这不是先王致力于武力，而是为了尽力体恤百姓的痛苦，除掉他们的祸害。
先王的制度：王畿以内五百里的地方称甸服，王畿以外五百里的地方称侯服，侯服以外至卫服以内的地方称宾服，宾服以外的蛮、夷地方称要服，要服以外的戎、狄地方称荒服。甸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侯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高、曾祖的祭品，宾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远祖的祭品，要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神的祭品，荒服地方的诸侯则朝见天子。祭祖父、父亲的祭品一日一次，祭高、曾祖的祭品一月一次，祭远祖的祭品一季一次，祭神的祭品一年一次，朝见天子一生一次。这是先王的遗训。
如有不逐日进贡的，天子就修省内心；有不按月进贡的，天子就修明法令；有不按季进贡的，天子就修明礼仪；有不进岁贡的，天子就修明尊卑名分；有不朝见的，天子就修明德行。这几个方面依次做到而仍有不来的，天子就修明刑法。这时就有惩罚不逐日进贡的，讨伐不按月进贡的，征讨不按季进贡的，责备不进岁贡的，晓谕不来朝见的。这时也就有惩治的法律，有攻伐伪军队，有征讨的装备，有严厉谴责的命令，有用文字晓喻的文告。发布命令，公布文告，而再有不来的，天子就在德行上增强修养，不让百姓到远方去受苦。
所以近处的诸侯无不听命，远方的诸侯无不归顺。现在大毕、伯士一去世，新即位的犬戎国君就带着贡品前来朝见，天子却说：‘我一定要以不享的罪名征讨他’，并且向他炫耀武力，这样做恐怕会废弃先王的遗训，而使朝见天子之礼濒于破坏吧？我听说那犬戎国君秉性敦厚，能遵循祖先的遗德，遵守终生朝见一次之礼，专一不二，他们会有防御我们的准备的。”穆王不听，去征战犬戎，只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带回来了。从此以后，荒服地方的诸侯就不来朝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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