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诗经》之比较 《楚辞》与《诗经》二者都是我国早期诗歌中的杰作，《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楚辞是浪漫主义的奠基之作.，各具特色，二者之比较在于： 一、含义不同. ①《楚辞》是指我国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新诗体的专用名称，即“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亦指西汉刘向辑录的屈原、宋玉等人的诗歌总集；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楚国民歌与中原地区流行的民歌在音调、句式、韵律以及风格、情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同楚辞有明显的沿承关系，楚辞不过是扩展了的文人化的楚歌. ②而《诗经》原名“诗”或“诗三百”，战国时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但并未被视为“经典”，汉设置“五经”博士，《诗》于是被官方推崇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故称为《诗经》.《诗经》中的作品本来都是要以由乐器伴奏演唱的乐歌，所以《墨子？公盂篇》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它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小雅. 《诗经》中的三百零五首诗歌主要是由周王朝在各诸侯国的协助下于民间搜集的诗歌和贵族们为特定场合如祭祖、宴客、出猎、房屋落成等典礼，以及为讽谏、颂美等目的而向君主进献的诗组成的. 二、作者不同. ①《楚辞》是屈原、宋玉等人（大多是屈原）所作，有较为固定的作者； ②而《诗经》只有少量的篇目提及作者，但是不可信.从采诗说看，这些篇目可能经过周王朝各代文官采师加以修订，经多人之手，故为集体创作. 三、篇目及分类. ①《楚辞》中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篇目，但未见其分类； ②《诗经》有三百零五篇，并其按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每一类均有其侧重. 四、内容不同. ①《楚辞》主要描述屈原、宋玉等人的政治主张、爱国思想，而且其中多楚地巫风之事或习俗，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⑴楚辞作品中贯穿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体感受和他们在社会以及自然现象激发下喷涌出来的情感，他们不再专注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创造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不屈的灵魂在狂热的斗争中寻找出路，奔向光明. ⑵楚辞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哀怨的诗，可都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辞则继承楚歌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调，以粗重的笔墨渲染出一种悲怆激昂的画面.宗教巫术作为楚辞的主要题材，作品中容纳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巫术礼仪，并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抒发作者内心感情. ②而《诗经》是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⑴周民族的史诗. 雅、颂中的一些诗篇在为周王朝歌功颂德的同时，也较客观地记录了周部族发展的历史.例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大明》等，这些诗叙事性很强，记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和传说. ⑵颂歌和怨刺诗. 其中的怨刺诗主要批评王道衰微、礼崩乐坏，人伦废丧的产物；颂歌则主要描写歌颂周朝的历史功绩. ⑶婚恋诗. 《诗经》中有大量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篇章，其中以《国风》最多，艺术性较高，它们大多产生于民间.许多诗歌坦诚、大胆地描写了青年男女的相爱之情.它的基调健康、乐观，感情真挚、热烈，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例如《邶风.静女》.除了热恋的欢乐外，对相思的焦灼、失恋的痛苦，《诗经》许多篇章也有生动的描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表现妇女悲惨命运的，如《卫风.氓》. ⑷农事诗. 《诗经》中有很多诗歌是反映农事、畜牧活动以及祭祀、宴会情况的，它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风貌.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它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描写事物和生活，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既有较高的概括性又十分具体、生动.这种创作方法被后代称为"风雅"风格，当属《诗经》的艺术特色之一，不论是长篇的叙事诗，还是篇幅较短的抒情之作，还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诗经》都显示了其现实主义的艺术特色. ⑸征役诗. 在描写战争中，或表现为自豪乐观，或同仇敌忾，或仇恨战争；而徭役诗则侧重于揭露沉重的服役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如《卫风.伯兮》. 五、语言句式不同. ① 《诗经》 ⑴《诗经》的语言，首先多单音节词的重叠使用.如“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⑵“双声叠韵”词的使用，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类词还有：参差、辗转等. ⑶句型以四言为主，节奏为每句两拍，“四言二拍”的形式适应了当时的节奏. ⑷《诗经》联章复沓，回环往复的特点，以适应反复吟唱的需要. ⑸最后，《诗经》中的比拟、夸张、对偶、排比、拟声等多种修辞手法的应用. ② 《楚辞》 ⑴《楚辞》相比《诗经》，其辞藻更为华丽，富有个性. ⑵从句式上看，《楚辞》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创造了一种以六言、七言为主的句式长短不齐，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新诗体——“骚体”。
先说影响吧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
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说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楚辞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使得诗歌显出飘渺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有巨大的影响。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包结合着屈原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从而更富有现实感，也更加充实，得到后世文人的认同，并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如蒲松龄自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显然是受到了楚辞香草美人传统的影响。
不同
不同点简单的说就是
诗经是现实主义，四言，雅俗结合，语言朴实无华
楚辞是浪漫主义，有浓烈的楚地色彩，辞藻华丽，隐喻很多
「诗经」「离骚」并称「诗骚」，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
「诗经」（开现实主义先河）的最大意义是开启了「风雅」传统（反映现实、干预时政的政治情怀），和确立了「比兴（言志）」原则（文学形象必须要有所寄托，要美刺讽喻，要批判现实，不能空无所指）。之后儒家著述又大量称引「诗」句，并对其进行伦理化阐释，进一步发挥了「诗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作用。
「楚辞」（开浪漫主义先河）的最大意义是在「诗经」的比兴传统上进一步发展出了「香草美人」这一塑造精神人格的象征模式，以及塑造了「灵均」形象（志洁、行廉，可与日月争光）。
而无论「诗经」还是「楚辞」，反映的都是「士」阶层的意志。（1.特指「诗」的阐释形态；2.「楚辞」并非楚文化的单一衍生物，而是中原巫卜—史官—士文化的共时态产物）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
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
《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
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
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
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
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
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
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
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
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
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
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
」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
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
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楚辞》中《九叹·思古》道：冥冥深林兮树木郁郁。
山参差以崭岩兮，阜杳杳以蔽日。悲余心之悁悁兮，目眇眇而遗泣。
风骚屑以摇木兮，云吸吸以湫戾。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偬于山陆。
旦徘徊于长阪兮，夕彷徨而独宿。发披披以鬤々兮，躬劬劳而瘏悴。
魂俇々而南行兮，泣沾襟而濡袂。心婵媛而无告兮，口噤闭而不言。
违郢都之旧闾兮，回湘、沅而远迁。念余邦之横陷兮，宗鬼神之无次。
闵先嗣之中绝兮，心惶惑而自悲。聊浮游于山狭兮，步周流于江畔。
临深水而长啸兮，且倘佯而泛观。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壹悟。
还余车于南郢兮，复往轨于初古。道修远其难迁兮，伤余心之不能已。
背三五之典刑兮，绝洪范之辟纪。播规矩以背度兮，错权衡而任意。
操绳墨而放弃兮，倾容幸而。
《诗经》开创我国现实主义文学风格，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楚辞》中的《离骚》开创我国浪漫主义文学风格 “风”是诗经的精华，“骚”是楚辞最高成就体现。
孤并称“风骚”。众所周知，中国先秦诗歌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是四言诗发展的黄金时代。
这“先民的歌唱”被周人搜集、整理，编订成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以后整整三百年，中国文坛几乎被散文的光辉所笼罩，诗歌则处于沉寂时期。
打破这沉寂局面的，乃是天才诗人屈原及其后学宋玉。他们创造了一种具有楚国鲜明地方特色的新诗体。
这种诗体就是“楚辞”。“楚辞”和《诗经》迥然不同，它不是集体的歌唱，而是个人的创作；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浪漫主义的；不重自然的写实，而重主观的抒情；不是表现的北国风光，而是表现的南方景象；不是单一的比兴，而是整体的象征；句式不是板滞的四言，而是灵动的杂言；篇章不是回环复沓的短章，而是结构宏大的巨制；风格不是自然质朴，而是弘博丽雅。
楚辞鲜明的地方特色，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有经典的概括：“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因为楚辞这种新诗体的代表作，乃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离骚》，故后人又称其为“真骚体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风”、“骚”并称，以“风”来指代《诗经》，以“骚”来指代楚辞。考“楚辞”这一名称，最早见于西汉武帝时期。
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载：“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文献，把楚国人屈原、宋玉所创作的骚体诗和汉代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等人所创作的拟骚诗汇编成集，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从此，“楚辞”遂又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
东汉安帝元初初年，王逸给刘向所编的《楚辞》作注，又加进他自己写的一篇《九思》，而命名全书为《楚辞章句》，为十七卷。刘向编的十六卷本《楚辞》久已亡佚，只有王逸的十七卷本《楚辞章句》流传至今，这就是现存最古的《楚辞》注本。
《楚辞》一书是中国文学的古老经典，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分类法，《楚辞》属于“集部”，向来被称为“集部之祖”。
打开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其中“集部”类的第一部书就是《楚辞》。故四库馆臣称：“集部之目，《楚辞》最古。”
由于《楚辞》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研究楚辞的历史绵延悠久，研究楚辞的论著汗牛充栋，并因此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楚辞学。作为一种诗歌体式，楚辞源于“楚声”、“楚歌”。
在春秋时代，楚国的音乐和民歌被称为“南风”或“南音”。《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楚人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
战国时楚国的地方乐曲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曲目，还都可以从楚辞作品中看到。屈原的《涉江》《九歌》和宋玉的《九辩》，就是借旧题写的新诗。
屈原以前的楚地民歌，有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楚康王时代（前559年至前545年在位）翻译的越族渔家姑娘唱的那首著名的情歌《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广稍后数十年，又出现了《孟子·离娄上》所引、传为孔子所闻的《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这两首诗歌都使用语气词“兮”，与后来的楚辞的基本形式相同，乃是楚辞的先导。但这样的民间小调犹如涓涓细流，倘若不被伟大的诗人屈原学习和采用，并创造出“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诗作，就不可能形成中国诗歌长河中骚体诗创作的狂潮，成就“一代之文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屈原的出现，是中国诗坛一次辉煌的日出。然而，这位天才的诗人一生却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让我们穿越历史的烟云，去走进这位伟大的诗人，感受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吧！ 屈原，姓芈（mǐ米），屈氏，名平，字原，与楚王同宗共祖。
西汉东方朔在他的骚体诗《七谏·初放》中说：“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这里的“国”即国都，指的是楚国的首都郢都。
屈原《九章，哀郢》中也有“去故乡而就远”、“发郢都而去闾”、“去终古之所居”等诗句明确表明自己的故乡是郢都。据诗人的自述和汉人的记载，我们可以断定屈原乃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人。
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生于楚 宣王十七年（前353年）正月二十三日。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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