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风格方面：
古诗十九首奠定的感伤情调“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像建安诗人直接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风格，以慷慨悲凉为美，曹植诗也深受其影响，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古诗十九首追求自然美的艺术风格，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像谢灵运的山水诗最具“清新自然”之美感，受到很多推许，他还继承了古诗十九首师法自然的诗歌传统。
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词采华茂"和"体被文质"是其诗歌创作的鲜明风格，"词采华茂"既指其诗歌创作用词华丽、讲究文采，语言整饰、凝炼生动，又指其文学表现手法的丰富性、优美性等。它体现了曹植诗学思想的文质观，即情文并茂、文质兼顾，内容和形式并重。曹植诗歌艺术风格的高度及其价值取向，直接或间接地开启了六朝诗歌乃至唐代诗歌的发展和繁荣。
从创作方法方面比较：
《古诗十九首》为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创作出了一种雅俗相间的文人五言新诗体。这一抒情诗的艺术典范为魏晋六朝诗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更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古诗十九首》是我国诗歌由“言志”向“缘情”的方向发展的开端，由叙事向抒情方向转变的伊始。《古诗十九首》尽情地毫不掩饰地抒写个人情怀，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
曹植代表了整个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和最高成就，他的作品分为两个时期，以曹丕称帝为界。前期主要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后期主要表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前期代表作有《白马篇》等，后期代表作有《七哀诗》《赠白马王彪》等。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
（二）、《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及主题 《古诗十九首》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它的分析历来是见仁见智。
不少文章认同马茂元的观点，认为《古诗十九首》以“游子之歌”、“思妇之词”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中下层文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抒发了他们离别相思的感伤、人生苦短的惆怅，知音难遇的悲哀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等世俗情怀，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千百年来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张茹倩、张启成先结合刘勰对《古诗十九首》“古诗之离别，词怨皆深”的评论，认为江淹《古离别》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古诗十九首》主要思想内容，又认真分析每首诗后，得出：第1、2、6、8、9、14、16、17、18、19是伤别；第3、11、12是叹时伤己；第13、15是及时行乐。
《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是以伤别为主，宣扬及时行乐的仅两首。[19] 不少论文偏重于对“感时伤志、相思离别”两大主题中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描述、人物命运的把握、心理活动的推测、艺术特色的品评上，富有新意的偏少，陈陈相因的居多。
能够代表此期研究水平的论文，没有满足于对诗中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诗歌格调品位方面的表象描述，而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内心世界的分析及精神内蕴的阐释。他们相继提出了生命哲学、生命价值、生命形态、人性复归、精神形象等严肃命题，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研究的特点：复归人性，重视人的生命价值。
“生命哲学论”。王利锁分析了《古诗十九首》的哲学内涵，它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蕴藉了丰厚而深沉的哲学精神和对人生的宏深看法，它表现出的深层心理意识即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人生短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就是这一哲学精神的核心。
[20]刘琦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认为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表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后的精神空虚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21]解德枫对《古诗十九首》精神内蕴的发掘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如此强烈而集中地表达生存与死亡的命题，面对人生观、人生哲学、个体生命等问题作出的人生抉择，体现在他们对时间、节序的敏锐感和惊惧；对由永恒的时空构架中人的渺小和无所凭依所产生的漂泊感、虚无感；以个体生命之死亡大限的清醒而痛苦的体认和观照汇成了诗的主旋律，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成为一个世纪的主题歌。
[22] “生命价值论”。杨德贵认为：《古诗十九首》是一曲深沉的生命之歌，从内容到形式开一代之先声，之所以能产生一种“泣鬼神、动天地”的力量，也在于它以“人”为主题而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寻。
诗人们重视生命价值，积极去体现生命价值，在对生命存在的珍惜中渗透一种对生命意识的深深忧患。中国文人的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汉末和魏晋，古代文人突然之间意识到了个体生命的短暂易逝和人生的坎坷乱离。
《古诗十九首》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典型表现。他们从自我的角度来反求人生的价值，具有生命的深刻内涵。
[23]总之，“生命价值”、“生命意识”“人性复归”、“人文精神”等问题，成为一时研究的热点，姜兰宝、张振龙、黄桂凤等都参与了讨论，并对某一方面有深刻独到的见解。“生命形态论”。
郭自虎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时总结出“他们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增大生命的密度来弥补”。[24]这一说法在不少论文中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出现。
宣丽华两次撰文，从深层次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他们独特的抒情方式自始至终贯注着属于文人所特有的苦闷情绪，我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所感受到的，便是一种相悖于当时主流文化的独立话语，或者说作为藉藉无名的文人群体的独特生存方式，恣意挥霍生命密度来弥补令人遗憾的生命长度，外化为抛掷生命的种种状态。美酒佳人，宴饮冶游，构成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勘破人生，及时行乐的生命形态，他们在自己的失意人生中营造着独特的精神避难所，对人生无常与生命短暂的忧患，终于化为秉烛而游的生存状态。
[25] “精神形象论”。在古诗的字里行间，在诗人的心灵深处，安琪透过“消沉颓废的表面，看到了一群苦闷彷徨、在迷乱中探索的追求者的不懈形象，感染到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深深眷恋”。
安琪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中华民族精神现象史增添了新质，塑造了一个自我生命开始觉醒的生机蓬勃的崭新的精神形象，诗人们探索到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从人生价值的哲学高度重新审视永恒的宇宙，短暂的人生和生命的意义。
[26]与“精神形象论”相似的有“精神孤独论”。刘方喜从诗人“寄居外乡的特定语境中”，把握其思妇诗的真正意义，分析出《古诗十九首》作者在物质空间层面上，他们是远离家乡的游子；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同样失去了精神家园。
《古诗十九首》就是作者在精神上不被接纳而失去认同感、家园感所发出的真挚咏叹。[27]刘则鸣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
相关资料1：古诗十九首 组诗名。
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
现在一般认为大抵出于东汉末年，然亦非一时一人之作。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辞海》1999年版） 一、【来源作者】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无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有说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二、【文学性质】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
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患患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三、【思想内容】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
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
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离情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
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此有一段非常准确的评价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
失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咋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
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
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
如： 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 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 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总之，《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
因而，这些诗歌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四、【艺术特色】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他们有感而发，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1、意味无穷。
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 2、质朴自然。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3、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4、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
传神达意，意味隽永。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在中国诗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超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
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
五、《古诗十九首》的时代特点《古诗十九首》一身而兼有“风余”与“诗母”这两个特点，实际上说明了它在古典诗歌从前古至中古（以汉末建安年间为分界）的重大转换中处于枢纽地位。前古时期诗歌，从审美角度考察，无论是《诗经》、《楚辞》、汉乐府诗，都是一种朴厚的自然美，是作者心声的自然表达，较少修饰雕凿，作为文学作品，它们可以称作不自觉的文学作品。
用唐代释皎然的话来说就是“天予真性，发言自高”，在这十九首诗中已经可以看到炼字锻句。
魏、晋两代共约二百年，这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文人五言诗优良传统构成的关键时期。
紧接著《古诗》时代的是建安时代。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其他重要作家都是曹氏的僚属。
"七子"中除孔融和阮 之外都活到公元二一六年曹操立为魏王以后。曹操本人既算作魏代诗人，其馀作者自当放在魏代叙述。
建安诗人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从民歌吸取营养，五言的抒情诗是他们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些和《古诗》很相近，例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浮萍寄清水》等篇都和《十九首》相似。
不过总的说来，这两个时代的诗歌风格是不同的。关於建安诗歌，《文心雕龙》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作为建安诗风格特徵的正是这“慷慨任气”，而《古诗》的风格，如果同样用《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话来说明，就是“怊怅切情”。
建安诗的慷慨有两种主要的内容：一是对於乱离中人民疾苦的悲悯之心；一是要求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热情壮志。前者在那些具体叙写丧乱的诗中表现得最明白，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都是。
后者表现於那些忧时与自述的诗句。例如曹操《秋胡行》道：“不戚年往，忧时不治。”
《步出夏门行》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鳝篇》道："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
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薤露行》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怀此王佐才，慷概独不群。”这些慷概之音，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
用曹植的话说，正是所谓“烈土悲心”《杂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那些哀怨显然是不同了。建安时代社会大动乱尚未平定，和还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桓、灵之世不同。
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马或备历忧患，能深深体会时代苦难的知识分子，和仅仅因为处在衰世而彷徨苦闷或因漂泊失意而忧伤慨叹的《古诗》作者也不同。因此反映在他们作品里的情调，有上述的差异，是不难理解的。
曹植由於政治上受压抑的特殊遭遇，要求表现才能，要求从“圈牢”中解放和要求传名后世的心特别迫切。因此产生一些求自试的诗，歌颂游侠的诗，或藉游仙、咏史、赠别及寓言表示苦闷、发抒抑郁的诗。
这些诗也往往带著强烈的感情，表现鲜明的个性。建安诗比较《古诗》题材更丰富，境界较阔大，这些是显而易见的。
在营植的诗中有了诗人自己的“我”，有了更华茂的词采，这都是作家诗的特色。不过在曹植的笔下依然保存著闾里歌谣刚健清新、明白诚恳的本色，不致因为运用“雅词”而致柔弱，或丧失自然。
曹植也有些五言诗和《古诗》相近，上文已经举例了。他的赠别诗和所谓苏、李诗也有很相似的，《赠应氏》第二首尤为显然。
语言风格的自然是这些诗的共同特色，它们所属的时代本来相去不远啊。锺嵘《诗品》认为《古诗》和曹植的诗都“出於国风”，如果这话的意思是说它们导源於民歌，却是不错的，它们都和汉乐府民歌有密切的关系。
不过它们也都受到《楚辞》的影响。除开词语的沿用不论，《古诗》里那些“矢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辞》，其独语、叹喟的情调近於《九辩》。
曹植诗中的《盘石篇》和《游仙》诸作，命意都象《远游》。其馀忧谗畏讥、牢骚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辞》。
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五首（其中八十二首是五言诗）离开了乐府民歌和《古诗》里的游子、思妇等普遍的内容，集中地写他的嗟生、忧时、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
他的诗第一显著特点就是隐晦难懂。颜延之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咏怀诗注》）。
他处在曹氏和司马氏争夺政权的夹缝中，对曹魏的腐败和司马懿父子的暴横都不能不憎恨，憎恨使他不能沉默，但又不能明白痛快地倾吐。於是“隐避”便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法。
他“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但在那样政治窒息的时代，他却不得不力求韬晦，甚至避世。这一种矛盾产生苦闷，却只能用诗来发泄。
他的苦闷太深沉了，发为文章不免“反复零乱”，这也会产生隐晦难懂的结果。沈德潜说“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 语》卷上），读阮诗应该注意到作者的忧患背景。
畏祸避世是作者思想中的消极部分，文字隐晦也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缺点，虽然在作者是不得已，读者却不能肯定这些方面。阮诗动人之处当然也不在这些方面。
阮籍本是老、庄的信徒，他以道家思想为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名教礼法，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他在《大人先生传》里所写的理想人格，在诗里也不断地歌颂，他所憎恶的如“虱处 中”的那些庸俗人物，在诗里也加以鞭挞。
他也歌颂壮士，歌颂气节，赞类“临难不顾生，身死。
“诗言志，歌咏言。”
〔1〕 任何时代的诗歌都是作者心声的艺术 表达。《古诗十九首》作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代表，当然也不例 外。
下面我们结合时代背景，来分析《古诗十九首》的内容实质： 1厌世思想浓厚 十九首为东汉安、顺、桓、灵间的作品 〔2〕 ，将乱未乱，极沉闷 不安的时代，贵权无忧国忧民之心，一味宴乐自娱。这意味着个 人的理想难以实现，于是难免失意彷徨。
当时的思想界，则西汉 之平实严正的经术，已逐渐不足维持社会，而佛教的人生观已乘 虚而入。十九首正是孕育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故厌世色彩浓 厚。
“人生天地间，忽入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万岁更相 送，圣贤莫能度”（《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生年不满百》）。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即将过去，没 有谁，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留住这曾经的一切。
这是一种对社会极 端的无奈之后的“旷达”。表面旷达不过是掩盖内心无法实现理 想的痛苦的幕布而已，是一种暂时的麻痹剂。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直言咏叹生命短暂，人力不可抗 拒。字里行间很是洒脱，仿佛孩子们打预防针的体验，不过是一 时的痛。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样想来，人还不如草木。因为 草木还可以“春风吹又生”。
因此直言生命瞬间的背后，正是厌 世所抵达的极点。此种思想，在汉人文学中，除贾谊的《服鸟赋》外，似未经人 道。
《服鸟赋》不过是个人特别境遇所产物，十九首则是全社会 氛围所产物，故深浅不同。十九首非一人一时之作，故其中一面 浸染厌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学平实态度。
如“奄忽随物 化，荣名以为实在”（《回车驾言迈》），“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 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
十九首整体上的消极悲观色彩对后世文学影响不少。但就 这种厌世的思想而言，它并不是开端。
下面我们来看看《诗经》 中愤懑的厌世思想：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家。
隰有苌楚，猗傩其实，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桧风·隰 有苌楚》） 〔3〕 虽然在作官，但是生活程度高起来了，自己的的薄俸不能够 供家养口。
所以他自己便绝端的厌世起来。自己这样有知识，倒 不如无知无识的草木！自己这样有妻儿牵连，倒不如无家无室的 草木。
作人的羡慕起草木的自由来，这怀疑厌世的程度已经有点 样子了。除此之外，《小雅·蓼莪》、《小雅·苕之华》都表现了极端了 厌世，甚至说生还不如死了好。
可见，《古诗十九首》在继承这种 文学思想的同时，又在发展诗歌表达的艺术。“至《古诗十九首》 即诸诗杂诗……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泣鬼神，动天地。”
〔4〕用笔巧妙，翩如惊鸿，宛如游龙的表达出厌世思想，而不再是 《诗经》的那种直接咏叹。2现世享乐主义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出诗歌里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厌世思想。
按常理说，厌世往往会选择避世。下面我们来看看十九首里厌世 后所表现出来的选择。
由于当时社会的影响，他们的观点出发虽 在老庄哲学，其归宿点与《列子·杨朱篇》同一论调。不独荣华 富贵，功业名利亦无所留恋，乃至“谷神不死”“长生久视”等观念 亦破除无疑。
“书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了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 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 百》），“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驱车上东门》）。
真算是把前面提到的颓废思想尽情揭穿。享 乐今天才是实在的生命，所有寄托的美梦都经不起等待。
到这 里，已经把那种厌世的情绪跑到了九霄云外，已经从那种颓废的 思绪里解脱出来，找到了一个可以活得很精彩的办法。这种想法 与传统的观念大相径庭。
名利，荣誉，在这里就是废物，是不应该 再谈及的东西。今天就是这样美好，我们还需等待什么。
对现实 享乐主义的讴歌可谓到了极点。“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当时贵权无忧 国之心，一味宴乐自娱，我独何所迫而戚戚？这也说明当时的社 会已经陷入一种不能借助外力来改变的状态。
个人的努力不过 是让人陷入更加的痛苦中。屈原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志 毕竟需要太多的勇气。
现世的享乐这种思想同样可以在《诗经》里找到 渊源： “子有酒食，何不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唐风·山有 枢》） “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老……既见君子，并坐 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忘。”
（《秦风·车辚》） “乐酒今夕，君子维宴。”（《小雅》） 上帝否认了，怀疑的结果便不能不产生悲观自杀的念头。
然 而，自杀，说得容易，做起来难。那样消沉下去，终究不是事，心机 一转，便必然流为恣情享乐的倾向了。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但是生命同样短暂，要在有限的生命 里作出成就同样有很多约束。
失望之余，难免“今朝有酒今朝 醉”。这就是《古诗十九首》能够穿越时空，经得起风沙腐蚀而与 我们今天见面的“魂”吧。
这就好比，如果没有“还魂”一出戏，便 不会有地位如此之高的《牡丹亭》。没有厌世思想背后对现实享 乐主义的。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梁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是一组代表着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诗歌，它对魏晋以来文人五言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此后历代诗论家不断探求《古诗十九首》千古不朽的艺术魅力，或对它作画龙点睛式的评点；或写专书进行研究。他们的评论为《古诗十九首》罩上了美丽的光环，使其成为继《诗经》、《楚辞》之后获得高度赞誉的诗歌。承近代《古诗十九首》研究之余绪，20世纪的《古诗十九首》研究，在古诗文本的解读、研究资料的整理、研究内容的深化、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瞻目的研究成果。本文根据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分三个阶段论述：
一、1900~1949年
如果说传统的《古诗十九首》研究或侧重于事理的诠释、出处的罗列、语词的探寻；或以“比兴”、“寄托”的方法揭示诗歌的内在意蕴；那么，本世纪前半期的诸多学者，从对《古诗十九首》的注释、解说、考证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入手，既注重“事象层面”的探求，又注重“意象层面”的开掘，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考辨中多有创获。
贺灵扬的《古诗十九首研究》一书，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作品产生的时代、艺术特色、各家之拟作等作了较为系统地研究。[1]这一时期，发表在期刊上的二十多篇论文，既对《古诗十九首》文本进行诠释、笺注、解说、考疑等，也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时代、表现的情感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初步地探讨。较具代表性的是徐中舒的《〈古诗十九首〉考》，他结合相关典籍及后人拟诗，严于考证，慎于论断，认为《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以后。[2]关于《明月皎夜光》一诗中“玉衡指孟冬”一句，因李善注引《淮南子》、《汉书》中“明是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汉之孟冬，今之七月”所引起的千余年的争论，金克木《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一文，寻绎诗意，查考星图，并引证天象，即景解文，认为“玉衡指孟冬”并不指月份及节候，而是说一日的时刻，他的这一说法，合乎天文的理论与实际，比较前人与时贤之说似乎较少牵强，从而动摇了《明月皎夜光》成诗于“太初改历以前西汉初年”的推论。[3]
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可以说是集前人研究之大成的著作。该书卷一“考证”对《古诗十九首》产生年代及其作者诸问题条分缕析，列出“枚乘、傅毅说”、“曹植、王粲说”、“张衡、蔡邕说”，认为这些都是传说推测之词，并无真凭实据，而不足为信。六朝以来至清人顾炎武、近人徐中舒等有关“东汉说”、“西汉说”的诸论点，理由不能充分成立，经逐一驳正后，他认为“两汉之说”最为可信。前人“《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的说法是对的。此说似已无大的争议；卷二“笺注”，每首诗在六臣注之后，列举了从“文选学”专著及《古诗源》、《古诗镜》等诗歌选本中精选出的评论《古诗十九首》的资料，层次清晰，方便研究者对读；卷三辑录了清代及近代学者刘履、张庚、吴淇等的著作和论文中对《古诗十九首》的解、说、评点资料；卷四“评论”辑录了自刘勰以来历代诗论家对《古诗十九首》精当的评语。这部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的著作，是研究《古诗十九首》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书。[4]
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别开生面，他以新的学术眼光和审美情趣分析《古诗十九首》，在“注释”部分继承李善“释典”、“释事”的传统，“说明”部分揭示《古诗十九首》内在旨意，把诠释诗歌中的“典事”和阐发诗歌中的“意蕴”相结合，体现了新旧文学的融会贯通，在疏通文义的基础上，分析探求古诗的思想内涵及艺术特征，形成了既长于注解考证，又善于鉴赏批评的研究特色，成为后人研究的典范。[5]
可以说20世纪前半期的学者，以笃实谨严的治学态度、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力，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集评笺注，评论鉴赏；或辨析资料，旁征博引；大都打破了旧学的“比兴说”、“君臣说”的模式，实现了从旧学到新学不同研究手法的过渡。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初学古诗者指示了门径，为《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推向深入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
《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
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紧接着，在南方的楚地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
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以伟大的诗人屈原为其光辉代表。自古以来，“风”“骚”并称。
《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
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另一种诗体——乐府，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健清新的风格步入了汉魏六朝诗坛。乐府民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
强烈的现实感，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尔后诗人创作的“乐府古题”，以及唐代的“新乐府运动”。
在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产生了象《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给“诗歌大国”增添了异彩。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
到了汉末佚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已经确认“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七言诗的产生稍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
经过了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确立了，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
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
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词，原被称为“曲”、“曲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
词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
到宋代，词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代艺术家在词中“言诗之所不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表达其“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欢愉愁怨情绪（陈子龙语，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善统一。
宋代的词，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一批大诗人，如苏轼等。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的能力。
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不断传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戾”（徐渭《南词叙录》）的粗犷的格调，引起了人们的新的兴趣。这种“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
散曲和传统诗歌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大量地吸收民间的方言俚语。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当宋词、元曲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仍创作有大量作品。
宋、元、明、清的诗，其数量十分巨大，并有自身的特色，但从总的成就上说，没有超过唐代。孟浩然（689~740） 唐代诗人，本名浩，字浩然。
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
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
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交谊甚笃。
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
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
开元二十二年（734），韩朝宗为襄州刺史，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为他延誉。但他不慕荣名，至期竟失约不赴，终于无成。
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
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适浩然病疹发背，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
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用世之志，但政治上困顿失意，以隐士终身。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乐于趋承逢迎。
他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为同时和后世所倾慕。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赞叹说："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里，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王维曾画他的像于郢州亭子里，题曰："浩然亭"。
后人因尊崇他，不愿直呼其名，改作"孟亭"，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可见他在古代诗人中的盛名。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
他们有感而发，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意味无穷。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 2.质朴自然。
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3.情景交融。
《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4.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
传神达意，意味隽永。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古诗十九首》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它的分析历来是见仁见智。不少文章认同马茂元的观点，认为《古诗十九首》以“游子之歌”、“思妇之词”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中下层文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抒发了他们离别相思的感伤、人生苦短的惆怅，知音难遇的悲哀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等世俗情怀，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千百年来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
张茹倩、张启成先结合刘勰对《古诗十九首》“古诗之离别，词怨皆深”的评论，认为江淹《古离别》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古诗十九首》主要思想内容，又认真分析每首诗后，得出：第1、2、6、8、9、14、16、17、18、19是伤别；第3、11、12是叹时伤己；第13、15是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是以伤别为主，宣扬及时行乐的仅两首。
不少论文偏重于对“感时伤志、相思离别”两大主题中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描述、人物命运的把握、心理活动的推测、艺术特色的品评上，富有新意的偏少，陈陈相因的居多。能够代表此期研究水平的论文，没有满足于对诗中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诗歌格调品位方面的表象描述，而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内心世界的分析及精神内蕴的阐释。
他们相继提出了生命哲学、生命价值、生命形态、人性复归、精神形象等严肃命题，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研究的特点：复归人性，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生命哲学论”。
王利锁分析了《古诗十九首》的哲学内涵，它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蕴藉了丰厚而深沉的哲学精神和对人生的宏深看法，它表现出的深层心理意识即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人生短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就是这一哲学精神的核心。刘琦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认为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表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后的精神空虚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
解德枫对《古诗十九首》精神内蕴的发掘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如此强烈而集中地表达生存与死亡的命题，面对人生观、人生哲学、个体生命等问题作出的人生抉择，体现在他们对时间、节序的敏锐感和惊惧；对由永恒的时空构架中人的渺小和无所凭依所产生的漂泊感、虚无感；以个体生命之死亡大限的清醒而痛苦的体认和观照汇成了诗的主旋律，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成为一个世纪的主题歌。“生命价值论”。
杨德贵认为：《古诗十九首》是一曲深沉的生命之歌，从内容到形式开一代之先声，之所以能产生一种“泣鬼神、动天地”的力量，也在于它以“人”为主题而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寻。诗人们重视生命价值，积极去体现生命价值，在对生命存在的珍惜中渗透一种对生命意识的深深忧患。
中国文人的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汉末和魏晋，古代文人突然之间意识到了个体生命的短暂易逝和人生的坎坷乱离。《古诗十九首》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典型表现。
他们从自我的角度来反求人生的价值，具有生命的深刻内涵。总之，“生命价值”、“生命意识”“人性复归”、“人文精神”等问题，成为一时研究的热点，姜兰宝、张振龙、黄桂凤等都参与了讨论，并对某一方面有深刻独到的见解。
“生命形态论”。郭自虎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时总结出“他们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增大生命的密度来弥补”。
这一说法在不少论文中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出现。宣丽华两次撰文，从深层次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他们独特的抒情方式自始至终贯注着属于文人所特有的苦闷情绪，我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所感受到的，便是一种相悖于当时主流文化的独立话语，或者说作为藉藉无名的文人群体的独特生存方式，恣意挥霍生命密度来弥补令人遗憾的生命长度，外化为抛掷生命的种种状态。
美酒佳人，宴饮冶游，构成了《。
【《古诗十九首》简介】 〖题目〗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无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
《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作者和写作年代〗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
曾有说法认为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例如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意义〗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
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患患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
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
诗史上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的评论例如，明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碎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古诗十九首》全文】 〖之一·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之二·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夫。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之三·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之四·今日良宴会〗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坎轲长苦辛。〖之五·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之六·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之七·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 〖之八·冉冉狐生竹〗 冉冉狐生竹，结根泰山阿。
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之九·庭中有奇树〗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之十·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之十一·回车驾言迈〗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之十二·东城高且长〗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
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驰情整巾。
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
《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学者所谓“逐臣弃友、思妇劳人、托境抒情、比物连类、亲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质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叹之”（王康《古诗十九首绎后序》），良非虚言。例如《青青陵上柏》写作者游戏宛洛，意在仕途。然而他发现这个宫殿巍峨、甲第连云，权贵们朋比为奸，苟且度日的都城，井非属于他的世界。在诗人貌似冷峻的态度中，蕴含有失去人生归宿感的迷惘。有从政理想被亵渎的忧愤。
《明月皎夜光》则抒写了诗人的另一种失落，那就是一些文人在为共同利益的斗争中，标榜气节和忠义，而一当他们在功名利禄的道路上层开竞争，原先的交谊就发生了变化。侥幸者和失意者的沉浮异势，使原来的友情徒具虚名，诗人一度笃信的伦理道德，也就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顿时现出虚妄；这就使诗人所说的“昔我同门友，弃我如遗迹。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古诗十九首》在揭露现实社会黑暗，抨击末世风俗的同时，也隐含了诗人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心态，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事功不朽的希望破灭，诗人乃转而从一个新的层面上去开掘生命的价值。《驱车上东门》说：“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个体生命面对滔滔的时间长河，既弥足珍贵，又卑微渺小。诗人力求超越旧有的价值观念，作出新的人生选择。无论是露骨宣称为摆脱贫贱而猎取功名，还是公开声言要把握短暂人生而及时行乐，总之是丧失了屈原式的执着。在旧的理性规范解除之后表现出来的生命冲动，由于受到历史传统、客观环境和自身文化积淀的束缚，很难获得健康、乐观的内容和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感叹短暂的人生时，虽出言愤激，却也并非真是甘心颓废，有人仍在洁身自好，寻觅精神上的永恒。《回车驾言迈》就说：“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这里所说的“荣名”，已超越了以爵禄为标志的事功，而是追求精神的不朽。尽管这种不朽在当时尚乏具体内涵，却预示了诗人企望功业不朽、文章不朽的建安时代即将到来。
《古诗十九首》还有一类作品更深刻地反映了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巨大痛苦。汉代的养士、选士制度，驱使文人不得不背乡离井，长期漂泊在外。这些文人或在仕途作无望的追求，或在异乡逃避政治的迫害，更渴求有爱情、家庭的温馨，7a686964616fe4b893e5b19e31333236356566以慰藉孤独而屈辱的心灵。极写羁旅行役、相思怀人之苦，遂成为《古诗十九首》的一大主题。《涉江采美蓉》写了一位漂泊异地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
涉江采英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古诗十九首》的相思怀人之作，不少是从女性角度着笔的。首先，这是由于在宗法社会中，女性因其特定的处境，只能把全部的生命寄托于爱情和婚姻关系。其次，古代女性生活环境与心灵世界的狭小封闭，使她们只能在孤独中无止境地去咀嚼体味相思的痛苦，其盛情的深婉细腻，又是男性所不及的。女性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触角，与其生活环境中的种种事物相交流，又使这些事物成为女性心理最为动人的物化形式，并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意蕴丰厚的意象和意境。
汉末文人则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具有了与女性世界作心灵沟通的现实基础，他们抒写女性的不幸，不仅有真诚的理解与同情，也融入了自己饱经忧患与痛苦的人生体验。《古诗十九首》之多从女性角度写相思之苦，并能由此获得普遍而久远的艺术蛙力，原因便在于此。例如《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以牛郎、织女的传说，形象地表现相爱的人可望不可即的情状良有新意。机声札札，不成纹理，写尽思妇借助单调往覆的劳作排遣愁苦的用心及其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又如《行行重行行》，写思妇对丈夫的深切怀念，虽然蒙上了唯恐被弃的阴影，她最终还是搁下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转而向对方致以一往情探的祝愿。没有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刻洞悉，是无法开掘出如此幽微的情感层次的。
《古诗十九首》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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