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是屈原为祭祀神鬼所作的一组乐歌——《九歌》中的一首，内容是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乐歌分为两节，先是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继而颂悼他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由第一节“旌蔽日兮敌若云”一句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当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仍个个奋勇争先.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他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待杀气散尽，战场上只留下一具具尸体，静卧荒野.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他对这些将士满怀敬爱，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样，在本篇中，他也同样用一切美好的事物，来修饰笔下的人物.这批神勇的将士，操的是吴地出产的以锋利闻名的戈、秦地出产的以强劲闻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饰的鼓槌，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英名永存.依现存史料，我们尚不能指实这次战争发生的具体时地，敌对一方为谁.但当日楚国始终面临七国中实力最强的秦国的威胁，自怀王当政以来，楚国与强秦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大多数是楚国抵御秦军入侵的卫国战争.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说本篇是写楚军抗击强秦入侵，大概没有问题.而在这种抒写中，作者那热爱家国的炽烈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楚国灭亡后，楚地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颂悼阵亡将士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对洗雪国耻的渴望，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与楚国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写的决不仅仅是个人的些许悲欢，那受诬陷被排挤，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际；他奉献给人的是那颗热烈得近乎偏执的爱国之心.他是楚国人民的喉管，他所写的《国殇》，包括其他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国人民热爱家国的心声.。
我也不知道鲁迅为什么这样评价史记，他没有说，只能对其进行猜测。以下是猜测内容。
鲁迅对《史记》有两句赞誉的评语，尽人皆知，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第一句是说，《史记》之后的史书皆难与之相匹。对于第二句，今人的解释一般是：鲁迅是在夸奖《史记》富于文学性，可与《离骚》相比。我觉得，对于第二句的解释，虽有道理，但有些肤浅，还应做进一步的解读。比如，若论文学性，诗三百篇也自有特色，但
鲁迅却未言“无韵之《诗经》”，而言“无韵之《离骚》”，这其实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其中别有原因。
这个原因，我推测主要有两点：
一是鲁迅认为司马迁和屈原皆曾受过大磨难，同为牢骚忧愤之人，屈原写《离骚》以抒愤懑，司马迁著《史记》寄托忧思，故《史记》便是《离骚》。姑援引鲁迅在谈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时的那段原文来看：
（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所说“恨为弄臣”，是说司马迁对于自己所处的“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报任少卿书》）的地位深为不满，“感身世之戮辱”，是说司马迁痛心于自己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这些，都成了司马迁发愤著书，完成《史记》的动因。而屈原与司马迁的身世甚为相似：“事怀王为左徒”，也属“弄臣”之类；被谗放逐，怀石投江，也与司马迁遭受的大磨难相似。屈原为抒愤懑，遣牢骚，遂作《离骚》。所谓“离骚”，即牢骚、愁思也。司马迁对屈原是有深切的了解的。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深知，《离骚》之作，源于怨愤牢骚，而他自己也正复如此。司马迁与屈原的心是相通的。正是因为二人身世相似，心境相通，他们便都“寄心楮墨”，发为雄文。司马迁可谓汉代的屈原，《史记》也就是汉代的《离骚》。故此，鲁迅才说《史记》不失为“无韵之《离骚》”。实际上，鲁迅本人也是牢骚忧愤之人，同心相知，他对两千年前屈原和司马迁的心境——牢骚、怨愤与愁思，是相知甚深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史记》深刻地解读为“无韵之《离骚》”。
二是缘于鲁迅对《离骚》、对楚辞的偏爱。鲁迅对《离骚》的评价非常高，他在《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与宋玉》中写道：
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认为《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与《诗经》比较，《离骚》在文学特质上有许多超拔之处，因而其影响往往超过《诗经》。例如，《楚辞》是“凭心而言”，即我写我心，表现的是真性情，与《史记》的“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相同。鲁迅对于《离骚》（以及《史记》）这种“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喜爱的。这与鲁迅超迈峻洁的人格和不同流俗的文学好尚有很大关系，与他喜欢魏晋文章，喜欢嵇康是一致的，与他不苟同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也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看，鲁迅也是不会将《史记》赞为“无韵之《诗经》”的。鲁迅对《离骚》的偏爱，还特别表现在他一生酷爱楚辞文字之美、寓意之深。他的诗文，每每借用、征引《离骚》的文辞和典故，如他写的诗句“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无题》），“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湘灵歌》）等等。他曾经集《离骚》句两度书写条幅。所集《离骚》句为“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鱰之先鸣”。第一次是求人书写而自勉，第二次是自书而赠友。第一次是请乔大壮书写的，这条字幅至今还悬挂在北京鲁迅故居“老虎尾巴”的西墙上。正因为鲁迅对《离骚》的文学特质非常喜爱，又看到了其与《史记》在文学特质上的相同之处，他便将《离骚》移来评论《史记》，也因而将《史记》比喻为《离骚》。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对于《史记》的这两句评价，既非常准确，又包含个人情感和好尚，通过以上对“无韵之《离骚》”的分析，可以体会出一二。
孔子：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
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
诗的作用：“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术之名。”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孟子：孟子论诗，谓“说诗者不以问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荀子：荀子在儒家著作中最先把诗三百首当作经。他在〈〈劝学>>；篇中提出为学须“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两次提到《诗经》。一次是与上大夫壶遂讨论孔子续《春秋e68a84e8a2ad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1333264663063》之精神时：《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第二次就是很有影响的论“发愤著书”，这段文字相当经典，与《报任少卿书》中部分文字大同小异，这里只取论诗的一句：《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董仲舒：“诗无达诂”正是此人作为理论明确提出来的。原话是“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朱熹：他有两个观点最为有名，一是认为《诗经》：“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也就是说是他老夫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诗经》是里巷歌谣（民歌）说；二是淫诗说。特别是在谈及“郑风”时，他认为“郑风”十有八九都是淫诗。
何休（东汉经学家）：说《诗经》是“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
胡适：“《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
梁启超：“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鲁迅：根据《风》《雅》《颂》三部分的实际内容，认为《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
19世纪前期法国人比奥的专论《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明确说明：《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尚、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
20世纪中期俄国费德林院士也称：“《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
下面来自百科 并给予一定的删减 评价分为古今两部分 褒贬不一 希望有用 望采纳^_^！ 前人评价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 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今人评价 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把它与古老的“诗三百篇”相比较，并对于它的特点与贡献做了这样的评论：“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甚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及其势力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让楚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和大臣们的叛国，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也表体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
王逸：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李白：屈平词赋悬日月
苏轼：吾文终其身企幕而不能及万一者，推屈子一人耳。
荀子：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投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
后人对屈原的评价：
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班固评论屈原辞赋”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评价屈原其人”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评价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话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
王逸：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对《诗经》和《楚辞》极为推崇。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6]
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毛泽东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中国文学史》作者龚鹏程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主编胡乔木评价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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