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抒情诗传统 风雅与文学革新 比兴的垂范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
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
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其中的礼,融汇了周代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教化功能。《诗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了保存 周礼有价值的文献之一。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扩展资料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 西周初年至 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 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 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 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 风》、《 雅》、《 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 小雅》和《 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 周颂》、《 鲁颂》和《 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 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 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参考资料:搜狗百科-诗经
诗经在我看来,不仅是我们课本上说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巨作,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更是古代劳动人们和当时的民风民俗的一种真实写照。
例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些句子可能在有些朝代会被当成低俗的文人作品,但是却可以很好的将年轻男女的情事表现出来。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诗经的魅力所在。语言没有唐诗宋词的那般华丽,但是朴实无华中窥见真情,是一种语言的功底,更是对普通生活的一种文字的驾驭能力。
所以诗经的地位,不仅是中国诗歌文学的鼻祖,也是一部不朽的巨作。他可以影响的不是一个时代,而是中国文化的整个历史。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诗经》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 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 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 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 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 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 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 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 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 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 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 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 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 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 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 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 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 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 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 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 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 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 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 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 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 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 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 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 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 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 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 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 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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