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由西汉时期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一部第一次叙述了全社会全方位的历史著作。既然是纪传体通史，那么它所写的不仅仅只是人们所熟知的帝王本纪等，还有记录以人物为代表的诸如将相等的列传、世家、表等。众所周知，西汉时期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趋势渐渐走向统一，中央王朝的历史格局已经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等在那时也有高度发展，汉武帝时期更趋鼎盛，且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也在暗流中汇集，以中央王朝自居的汉王朝，也开始对西南进行开发。而在《史记》列传中的一篇便有一篇有关西南民族的记载，即《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对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我们可以先来对“西南夷”这一名词的涵义进行释读，很多学者认为，“西南夷”的涵义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于民族的考释；其二则是对地理方位的识别。西南显然对于方位的界定依然明确，前面已经说到，中央王朝的格局已经确定，且西汉汉武帝时期其实力已强于其他政权，更别说对于西南这一片蛮荒之地。而且，自既然以中央王朝自居，那么四夷格局也是避不开且不得不提的问题，“夷”自然是中央王朝民族标榜自己的一大记号。因此说“西南夷”具有双重含义其说法显然是被认可的。
而细读《史记·西南夷列传》，个人认为这只是司马迁对西南夷地区的部落势力范围及其风俗的叙述，以及对这些势力地理方位上的识别。由于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并没有到过西南诸族所在地区，所以我觉得 "西南夷"在司马迁看来只是将其放到民族的方向上来考虑。
很多史学家、史料研究人员认为，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录的民族在一定意义上并不完全，且所述均是西南地区的一些部落势力以及对地理方位的叙述，而地理方位也只是以一个部落势力为中心，分述此势力范围的周边势力所在范围，以及对这些势力范围里的部落民众的风俗即习惯的记载，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具体说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与实际情况。
但是后来学者也据此论述及对记载释读，将《西南夷列传》中的民族进行了考释与分类。按照族系分类将其分为：氐羌族系、百越族系、百濮族系，这是从族系的分类方法来分。但是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后面学者提出的庵经济生产的方式来分类，似乎更为恰当，因为其中记载"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这里所述的民族，主要以农耕为主，是农耕文明。而“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其西部的巂、昆明族“皆编发、随畜迁徙”，是“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民族，部落形式。西夷主要是氐人，分布在徙、笮都、冉胧、白马等地，“皆氐类”，其俗“或土著、或移徙”，是半农半牧相杂的民族。“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司马迁用了四个“皆”字，很有层次地明确了各民族的经济生产生活和组织制度， 但是从“蛮夷”一词来看，其标榜中央王朝之正朔的排外夷的思想还是很明显，当然这也是为政治体系所服务的，从司马迁的民族观念来看，还是以中庸的思想为积淀的，但是为了服务政治要求，这一点也无可厚非。
可以通过释读《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地理名词得知以及从《史记》有关西南的地理名称和部落名称记载可得知，汉王朝的西部边郡以巴、蜀为中心，以南称南夷、以西以北称西夷，总称西南夷。西南夷包括今天的云南以及贵州、四川两省西部地区，有着广阔的地域，且地理形势独特，交通闭塞，民族复杂，部落众多。其一夜郎，包括今贵州省清镇、安顺、平坝等；这是司马迁所载《西南夷列传》中的主线部落，而“以什数”的小部落则分别位于今天的贵州黄平县以西的川、滇、黔一带。其中滇，一说今昆明滇池一带，“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有晋宁石寨山滇王金印为考。其中邛，部落大抵分布在今四川西昌市，而“滇以北君长以什数”中“什数”之部落，分布在今凉山区。其中巂、昆明则分布在今保山至大理区域；其中徙、筰分布在今四川雅安一带。其中冉、駹分布在今四川文茂地区。其中白马也是分布在今四川绵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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