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作品的语言艺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名词和动词的丰富多彩和具象化。《诗经》中的词语丰富多彩，使用的单字近三千个，构成了众多的词汇，表述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知识。《诗经》名词、动词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具象化。周代是一个单音词为主的时代，在表达同类事物的不同个体时，还没有形成以抽象类概念为主构造复合词的普遍能力，因此常用不同的单音词来表示不同的个体。例如《诗经》中很少使用抽象的一般性名词“马”，却运用了三十多个具有描述作用的特殊名词。如“鸨”指毛色黑白相间的马，“黄”指毛色黄白相间的马；“骆”指白毛黑鬣的马等。这些具象化名词的产生一方面说明周人对马的熟悉程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驾驭和使用语言的非凡能力。《诗经》中的动词也具有具象化的特征，如其中描写手的动作的动词就有五十多个，这说明了人们对人类动作的细心观察以及创造语言的高超能力。
2、擅长运用重言或双声叠韵词来摹声摹形。《诗经》中这一类形容词数量非常大，重言
如夭夭、灼灼、迟迟、习习、霏霏、依依、皎皎等，双声如参差、踟躇、黾勉等，叠韵如辗转、窈窕、逍遥、沃若等。其中重言词又是最多的，这正是因为《诗经》时代单音词占多数，人们还不能大量创作复合词，便只能依靠这种形式来增强抒情描写的效果，并使诗歌的节奏整齐。
3、二节拍的节奏韵律和语言的音乐美。《诗经》的主体是二节拍的四言诗，带有很强的
节奏韵律规范。《诗经》最常用的押韵方式就是在偶数句中隔句押韵，《诗经》的押韵形式为后世诗歌的韵律形式奠定了基础。双声、叠韵、重言词的使用和规范的押韵，使《诗经》的语言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
4、重章复沓的章法。《诗经》章法形式的重要特征就是重章复唱，也就是一首诗由若干
章构成，章与章之间字句基本相同，只对应的变换少数字词，反复咏唱。重章复唱的形式，又称为叠咏体，是民歌中常用的样式，这一方面因为民歌所要表达的情感是单纯而深挚的，只有重要的反复咏唱才能充分抒情达意；另一方面是因为民歌是口头传唱的，这种形式便于记忆和传诵。重章复唱的形式影响了《诗经》的语言。首先它使《诗经》中形成了一些套语，这些套语不仅方便了记忆，而且也是语言运用的一种技巧和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重章复唱的形式还影响了《诗经》的遣词造句。因为套语有相对固定的形式，不能随意改变，所以只能抓住中心词进行锤炼，靠中心词语的变换来叙事状物、写景抒情，从而取得突出的表达效果。如《芣苢》中变换了六个动词，借此造成动作描写的连贯、画面的流动、情感的加深，可谓言简意深。
【国风】
《国风》的艺术特色，在于许多诗篇来源于社会现实，直接抒写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不加粉饰。在表现方法上，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如《豳风·七月》、《郑风·溱洧》、《魏风·硕鼠》、《邶风·新台》、《周南·关雎》、《秦风·蒹葭》等篇，都用赋、比、兴的手法，歌咏景物，抒写情思，托物讽喻。诗人们或通过人物内心活动的描绘，或通过景物的烘托，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如《邶风·静女》、《周南·桃夭》、《郑风·女曰鸡鸣》、《卫风·硕人》等篇，都把人物刻画得形象鲜明，个性突出，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国风》中许多篇章的语汇多出于群众口语，具有准确、生动、鲜明的特点，富于表现力。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即指诗经·国风描写男女感情之事却不过分失当，是对诗经比较高的评价
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华夏民族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华夏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
【小雅】
《诗经·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诗经·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诗经·小雅》中这一类作品，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反战诗”。因为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这是因为，从集体的立场来看，从军出征乃是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这妨害了士兵个人的幸福，也是无可奈何。这一特点，在《卫风·伯兮》中看得更清楚。《诗经··小雅》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画卷。《诗经·小雅》中，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可以说，《诗经·小雅》是中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中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诗经》中的“国风”本是乐歌，本来是那个时代的通俗文学，经过孔子整理，到汉代被儒家奉为经典并加以解释之后，就化俗为雅了。周朝有许多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据说这些诗歌经过专人采集后，由掌管音律的乐官、太师修正、加工，再演奏给天子听，以观风俗，知得失，这就是《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 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周南、召南、豳都是地名，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其余是诸侯国名，十五国风即 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 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国风中的作品，更多针对战争徭役，婚姻恋爱等生活抒发诗人 的真实感受，在对这些生活侧面的具体描述中，表现了诗人真挚的情感，鲜明的个性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艺术特点，表现在赋、比、兴的手法 句式的章法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 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 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赋运用得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 可以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的，在赋、比、兴三者中，赋是基础。
《国风》中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比较好理解。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豳风·鸱鸮》、《魏风·硕鼠》、独具特色； 而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更是丰富多彩。《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 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分别以柔嫩的白茅芽、冻结的油脂、白色长身的天牛幼虫、白而整齐的瓠子、宽 额的螓虫、蚕蛾的触须来比喻美人的手指、肌肤、脖颈、牙齿、额头、眉毛，形 象细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动态描写，又把这幅美人图变得生动鲜活。以具体的动作和事物来比拟难言的情感和独具特征的事物，在《诗经》中也很常见。“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王 风·黍离》）。大量用比，表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再 现异彩纷呈的物象。
“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关起调节韵律、唤 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国风》中更多的兴句， 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 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郑风·野有蔓草》写情人在郊野“邂逅相遇”：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 趣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 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 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楼主你考研啊？呵呵
诗经分为风、雅、颂；风主要是各国民间的诗歌像秦风无衣这样的，雅有小雅、大雅，是贵族宫廷诗歌、颂主要是祭祀用的诗歌 附：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kuài〕、曹、豳〔bīn）） 《诗经》风、雅、颂的分类，主要是从音乐入手。
风，即乐调。《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见楚囚钟仪，“使与之琴，操南音。
……乐操风土，不忘旧也”。所谓“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
国风，即是汇集各地的地方土乐。《周南》、《召南》列于国风之中，应是两个地方的土乐，但其命题不同于其它国风。
于这一点，历来有不同的理解。王质在其《诗总闻》中明言：“南，乐歌名也。”
当代学者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简编》中说：“南是南方的民歌。……这个‘南’字，不但指方向，也是乐器名（就是‘ ’字）”。
我们一般认为“南”字是方位词，《周南》、《召南》作为《诗经》中的民歌，它反映的应是那个时代某些南方地域的土乐，与其它国风的性质一样，但既然如此，为何其名为《周南》、《召南》而不是《*风》呢？ 据史料记载分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和召公姬是分陕而治的。姬旦长住东都洛邑，统治东方诸侯，姬奭长住西都镐京，统治西方诸侯。
周南是当时周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召南是召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周南》、《召南》屡次提到长江、汉水、汝水，可以证明“二南”（注：周南、召南）是包括着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诗歌。
既然是诗乐，那就是南音了。因而，《周南》、《召南》可以说是《周南风》、《召南风》的省称。
“二南”作为南方民歌，其地域性还可以从十五国风整体的地域特征来作进一步的论证。十五国风大都是流行各地的土风歌谣。
不过，纵观全局，却不见有“楚风”，似乎不曾辑有楚地歌谣，古人因此以“楚风”“不得与十五国风并录于《经》而为楚憾”。实际上，这“二南”民歌也就是楚地歌谣。
《周南•汉广》毛传即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流域。”这说明《汉广》就是江汉流域的诗歌。
元人祝尧在《古赋辨体》中也说明：“江汉皆楚地，盖自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清人何天宠则进一步强调：“楚何以无‘风’，后儒以为删诗不录‘楚风’，非通论也。”
据《水经注》引《韩诗序》云：“‘二南’其地在南郡和南阳之间。”这块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宜昌、江陵、武汉一带，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腹心地区。
所以“二南”诗篇，应多是产于这一地的楚歌谣。而《诗经》对于产生于楚地的《周南》《召南》在编定时为何不标明为“楚风”呢？其原因可能是楚国在西周初年尚且是江汉流域一个“土不过同”的小邦，至春秋中叶方壮大到据有整个江汉流域乃至半边天下，因而，周朝乐官在编订《诗经》之始，就只是将这些南方歌谣加以编订而分称为“周南”“召南”，并且在《诗经》最终成书时也一直沿用这一称呼而未作修改。
以上从地域位置对《周南》《召南》的地域特色作了分析，下面再来看诗歌的内容。《周南》《召南》中的许多歌谣，不仅记南方之地，写南方之物，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江汉流域的民俗风情，初步显示了南方楚歌的特色。
“二南”共有诗歌25首，其中较多的是用于祀典或礼俗活动的仪式歌，这是因为春秋中叶以前南方楚地远没有中原那样开化，民风朴野，其俗尚尊鬼神且好祠的缘故。《周南•桃夭》，就是一首古老的礼俗活动的仪式歌：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蒉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古往今来，解说《诗经》者，大都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婚姻情景、祝贺女子出嫁的歌谣。
其实从原始歌谣的产生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这首祝福歌谣最初应是一首祀典祭歌，可以说是“一首以桃为图腾的群体的祭祀礼辞”。（注：张岩.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失误.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而桃，作为一种“图腾”是完全可以考证的。
图腾主义的起源和母性崇拜是分不开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妇女受到尊重与崇拜，其生殖、蓄衍关系到整个氏族的生存，而对“生殖”却是充满着神奇和神秘，这便是妇女受崇拜的原因。
妇女怀孕的原因是什么，无从解释，于是妇女们自己也觉得这是由于某种机会，遇到某种动物或植物，或其它无生物，无意间有动于心便使自己怀孕了。因此生下的婴儿，便以这种物体命名，而名与实是不分的，这物件便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
孙作云先生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指出：“所谓图腾，就是原始人所崇拜的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他们认为这些神物是他们的祖先、保护者。”也就是说，作为图腾，一般具有生殖、崇拜、保护等要素。
《桃夭》三章歌辞的前两句，都是对桃的热烈礼赞。而桃在先秦时代是江淮流域常见的生长茂盛的植物，与楚地先民的生活十分密切，也被当地的人们所崇拜。
据《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诗经》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编集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
《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305 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
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
《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
《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 8 岁。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
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 ，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体例分类 《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 ， 分为风 、雅、颂三类。
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
《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②雅。
即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 ，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 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
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 ，《商颂》5篇 ，共40篇。
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 ； 《 国风 》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
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思想内容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
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
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
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
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
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
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
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温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