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出处：
《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成语解释：
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度别人的心思。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首先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和辞的关系问题，二是文辞和情志的关系问题。
《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段话的出现有着较为复杂的话语背景。据称是孟子弟子的咸丘蒙问了孟子两个问题，一、道德最高的人，君不能以他为臣，父不能以他为子。舜做了王，尧带领诸侯北面而朝见他，他的父亲瞽瞍也北面而朝见他，舜见了父亲，有些局促不安，孔子说，这时，天下岌岌可危了。不知这事是否真实？孟子认为尧朝舜的事件是齐东野语，不足信。咸丘蒙又发难，拿出了《诗经•北山》中的句子（这可是真实的），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舜做了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瞽瞍为什么不是臣子？我想孟子此时肯定有些恼火，于是有了“是诗也，非是之谓也”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绝对真实的事件，比如说《大雅•云汉》，不是讲周朝没有一个人留存下来了，而是“文”（夸张？）的手法。不要因为“文”而影响了对于真实事件的认识（不以文害辞）。孟子同时说，《小雅•北山》的意思是说诗人为王事尽力，别人作得少，自己作得多，因而不得事养父母，主旨不在于“普天之下”云云，不要因为这句话而影响了对于诗人情志（孝道）的认识（不以辞害志）。
基于以上观念，孟子提出了解说诗的“以意逆志”说。李泽厚和刘纲纪认为：所谓“以意逆志”是指读者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通过想象、体验、理解的活动，把握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假设对孟子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其中就涉及了三个文艺学指称的对象和一个完整的文学鉴赏过程：读者，作品，作者。但是，先秦蒙昧时期的思想家不可能具备如此严密的逻辑思路，有限的艺术文本和粗糙审美经验也不可能铸造出如此完满的艺术鉴赏构想。就《孟子》论诗来看，他的“以意逆志”，更多地是根据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和实时情景，采取穿凿附会的方式，来主观地解说《诗经》的。朱自清说：“他们却据‘思无邪’一义先给‘作诗人之志’定下了模型，再在这模型里‘以意逆志’，以诗证史，人情自然顾不到，结果便远出常人想象之外了。”这就是汉儒的作法。所以，孟子的“以意逆志”的影响直接地体现在了《诗序》中，并由此而扩大到对于更多的文学作品的理解，因为评价标尺的规定，最终形成了作者的文学创作的共识，中国的纯文学走上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行路，一条“一脉微息”的行路。这个情况到了魏晋之后才有所改善，并且，其中和其后的种种征战用“惨烈”一词形容，是丝毫不过分的。
知人论世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孟子提出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知人论世，应当是“论世”第一，“知人”第二，进行文学批评，也必须知人论世，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
以意逆志
战国中期孟子*提出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诗经·小雅·北山》中写道：“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咸丘蒙不从全诗的整体含义出发，而断章取义地提出：“《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他认为舜既然已经做了皇帝，而他父亲瞽瞍又不是他的臣民，岂不是和《诗经》中这几句话的意思矛盾了吗？孟子批评他说：“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北山》是写诗人对劳逸不均的不满情绪的，如果像咸丘蒙那样，只从字面上去理解，那么，《诗经·云汉》中的“周余黎民，靡有子遗，”岂不是要理解为“周无遗民”了吗？为此，孟子告诉他：“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强调对诗歌的理解，不能只从字句的表面意思上去看，要从全诗的基本思想出发，去领会字句的含义。“以意逆志”的“逆”是“求”的意思，“志”是指诗人写诗的目的意图。对“意”的理解，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意”是指读诗人的意，如汉代赵岐注《孟子》中说：“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朱熹《四书集注》中说：“当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他们都强调读诗人必须全面地领会诗篇之含义，有了正确的认识方可得作者之志。另一种认为“意”是指客观地存在于诗篇中的意，如清代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诗缘起》中说：“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指咸丘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即以此诗论之，不得养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辞也。‘莫非王事，我独贤劳’，其意也。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吴淇的解释符合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比较科学的。按他这样理解，则“以意逆志”确是一个客观地分析诗歌的好方法。不过，孟子的本意可能还是以己意去逆诗人之志。这可以从他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看出来。在《梁惠王》《公孙丑》等篇中他对《诗经》中《公刘》、《绵》、《灵台》、《鸱鸮》、《閟宫》等篇的解释中，都明显地表现了以己意去求诗人之志的特点。实际上，读者对诗的理解总是带有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的，不可能完全和作者一致。己意如果是建立在对作品的客观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就像孟子对《北山》的理解一样，那就可以和诗篇客观的意一致。己意如果建立在偏见和主观猜测的基础上，那就会歪曲诗的本意，就像孟子对《公刘》等篇的解释一样。因此，要正确理解“以意逆志”中“意”的含义，应当把历史上两种不同的理解中的科学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
简单说来：知人论世，是说要先了解作者后再批评其作品。
以意逆志，是说凭自己的理解去认识作者的意图。是片面的，有可能歪曲作者原意的。
知人之后才能论世，才不能发生以自己的理解去歪曲作者的原意的事情。即，知人论世，方可不覆以意逆志之故辙。
这是孟子对儒家文学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还有一个是知人论世）
<；万章>；上篇中，孟子针对<；诗经小雅北山>；的错误理解，指出要全面确切地理解诗的内容，必须善于以意逆志.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具体意义是说读诗不能以个别文字影响对词句的了解，也不能以个别的词句影响对原诗本意的认识，而应当"一意逆志'，即用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这就要'知人论世'，深入地了解诗人的生平思想品德遭遇等状况以及诗人所处的时代状况了.
所谓“以意逆志”是指读者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通过想象、体验、理解的活动，把握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假设对孟子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其中就涉及了三个文艺学指称的对象和一个完整的文学鉴赏过程：读者，作品，作者。但是，先秦蒙昧时期的思想家不可能具备如此严密的逻辑思路，有限的艺术文本和粗糙审美经验也不可能铸造出如此完满的艺术鉴赏构想。就《孟子》论诗来看，他的“以意逆志”，更多地是根据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和实时情景，采取穿凿附会的方式，来主观地解说《诗经》的。朱自清说：“他们却据‘思无邪’一义先给‘作诗人之志’定下了模型，再在这模型里‘以意逆志’，以诗证史，人情自然顾不到，结果便远出常人想象之外了。”这就是汉儒的作法。
所以，孟子的“以意逆志”的影响直接地体现在了《诗序》中，并由此而扩大到对于更多的文学作品的理解，因为评价标尺的规定，最终形成了作者的文学创作的共识，中国的纯文学走上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行路，一条“一脉微息”的行路。这个情况到了魏晋之后才有所改善，并且，其中和其后的种种征战用“惨烈”一词形容，是丝毫不过分的。
战国中期孟子*提出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
《诗经e5a48de588b67a686964616f31333262363066·小雅·北山》中写道：“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
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咸丘蒙不从全诗的整体含义出发，而断章取义地提出：“《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他认为舜既然已经做了皇帝，而他父亲瞽瞍又不是他的臣民，岂不是和《诗经》中这几句话的意思矛盾了吗？孟子批评他说：“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北山》是写诗人对劳逸不均的不满情绪的，如果像咸丘蒙那样，只从字面上去理解，那么，《诗经·云汉》中的“周余黎民，靡有子遗，”岂不是要理解为“周无遗民”了吗？为此，孟子告诉他：“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强调对诗歌的理解，不能只从字句的表面意思上去看，要从全诗的基本思想出发，去领会字句的含义。“以意逆志”的“逆”是“迎合、揣摩”的意思，“志”是指诗人写诗的目的意图。
对“意”的理解，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意”是指读诗人的意，如汉代赵岐注《孟子》中说：“志，诗人志所欲之事。
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
朱熹《四书集注》中说：“当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他们都强调读诗人必须全面地领会诗篇之含义，有了正确的认识方可得作者之志。
另一种认为“意”是指客观地存在于诗篇中的意，如清代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诗缘起》中说：“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指咸丘蒙）之见也几何矣。
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即以此诗论之，不得养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辞也。
‘莫非王事，我独贤劳’，其意也。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
吴淇的解释符合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比较科学的。按他这样理解，则“以意逆志”确是一个客观地分析诗歌的好方法。
不过，孟子的本意可能还是以己意去逆诗人之志。这可以从他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看出来。
在《梁惠王》《公孙丑》等篇中他对《诗经》中《公刘》、《绵》、《灵台》、《鸱鸮》、《閟宫》等篇的解释中，都明显地表现了以己意去求诗人之志的特点。实际上，读者对诗的理解总是带有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的，不可能完全和作者一致。
己意如果是建立在对作品的客观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就像孟子对《北山》的理解一样，那就可以和诗篇客观的意一致。己意如果建立在偏见和主观猜测的基础上，那就会歪曲诗的本意，就像孟子对《公刘》等篇的解释一样。
因此，要正确理解“以意逆志”中“意”的含义，应当把历史上两种不同的理解中的科学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
成语 以意逆志 解释 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度别人的心思。
出处 《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以意逆志 战国中期孟子*提出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
《诗经·小雅·北山》中写道：“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
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咸丘蒙不从全诗的整体含义出发，而断章取义地提出：“《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他认为舜既然已经做了皇帝，而他父亲瞽瞍又不是他的臣民，岂不是和《诗经》中这几句话的意思矛盾了吗？孟子批评他说：“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北山》是写诗人对劳逸不均的不满情绪的，如果像咸丘蒙那样，只从字面上去理解，那么，《诗经·云汉》中的“周余黎民，靡有子遗，”岂不是要理解为“周无遗民”了吗？为此，孟子告诉他：“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强调对诗歌的理解，不能只从字句的表面意思上去看，要从全诗的基本思想出发，去领会字句的含义。“以意逆志”的“逆”是“迎合、揣摩”的意思，“志”是指诗人写诗的目的意图。
对“意”的理解，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意”是指读诗人的意，如汉代赵岐注《孟子》中说：“志，诗人志所欲之事。
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
朱熹《四书集注》中说：“当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他们都强调读诗人必须全面地领会诗篇之含义，有了正确的认识方可得作者之志。
另一种认为“意”是指客观地存在于诗篇中的意，如清代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诗缘起》中说：“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指咸丘蒙）之见也几何矣。
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即以此诗论之，不得养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辞也。
‘莫非王事，我独贤劳’，其意也。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
吴淇的解释符合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比较科学的。按他这样理解，则“以意逆志”确是一个客观地分析诗歌的好方法。
不过，孟子的本意可能还是以己意去逆诗人之志。这可以从他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看出来。
在《梁惠王》《公孙丑》等篇中他对《诗经》中《公刘》、《绵》、《灵台》、《鸱鸮》、《閟宫》等篇的解释中，都明显地表现了以己意去求诗人之志的特点。实际上，读者对诗的理解总是带有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的，不可能完全和作者一致。
己意如果是建立在对作品的客观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就像孟子对《北山》的理解一样，那就可以和诗篇客观的意一致。己意如果建立在偏见和主观猜测的基础上，那就会歪曲诗的本意，就像孟子对《公刘》等篇的解释一样。
因此，要正确理解“以意逆志”中“意”的含义，应当把历史上两种不同的理解中的科学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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