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化中的黑水城所指何处

西夏文化中的黑水城所指何处

公元1038年，在中国的西北部崛起了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西夏。西夏先后与同时代的北宋、辽和南宋、金两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曾经一度辉煌。然而，伴随着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长达20多年的军事征服和一场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这个统治了西北广大地区190年的王朝最终衰亡，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黑水城，西夏历史的见证者，一座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近千年的古城，如今静静地倒卧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的戈壁大漠中。
踏访黑水城
黑水城，蒙古语称为哈拉浩特，又称黑城，位于干涸的额济纳河（黑水）下游北岸的荒漠上，距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库布镇东南方向25公里，是居延文化的一部分。黑水城是西夏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业基地和边防要塞，是元代河西走廊通往岭北行省的驿站要道，也是西夏、元代在黑水流域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在弥漫的沙尘中，经过一天多的颠簸，记者走进了一片文明的废墟，黑水城到了。
苍莽的荒漠上沙丘掩路，远处依稀可见一座矗立的佛塔。走近后，展现在记者面前的是一座城池，它东西长470米，南北宽384米，城墙由夯土筑成，高近10米，东西两墙中部开设城门，并且加筑有瓮城。由于当地生态环境恶化，城门已经被沙子埋没了。有些城墙一面与沙子平齐，另一面则是陡壁。城墙西北角上保存有一座高约13米的覆钵式塔，城内的官署、府第、仓敖、佛寺、民居和街道的轮廓清晰，虽然是残垣断壁，但是还能让人想像到当时的繁荣景象。城的一角，城墙之上有一组佛塔群，这是黑水城的标志性建筑。记者听当地人讲述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当地有关部门为了加强对遗存佛塔的保护，曾经派人在塔体上刷油漆，结果导致佛塔失去原色。
黑水城中出土的众多文物，对于研究西夏历史、文字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大多数文物都流失到了俄罗斯。
黑水城的所在地额济纳，西夏语意为“黑水”，它是至今唯一一个完整保留的西夏语音的地名。记者的每一个脚步，都踏在了千年的西夏文明上。这是一片历史遗存，美不胜收，它的苍凉之美，让人欲哭无泪。
黑将军的传说
1908年4月的一个黄昏，一支来自境外的骆驼队出现在我国西北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处。领头的是一名俄罗斯海军中校，名叫科兹洛夫。科兹洛夫此次中国之行，名义上是受俄罗斯地理学会的派遣专程来进行科学考察，但是他真实的目的是为了考证一个传说：据19世纪末曾经到过中国的俄罗斯旅行家波塔宁记载，一个叫黑水城的地方藏有许多珍宝。
传说西夏末年有一个叫黑将军的西夏守将曾经在这里与敌军交战，由于寡不敌众被久困城中。敌军久攻不下，就切断了水源。黑将军率军挖井数丈，却没有找到救命的水源。绝望中，他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然后将府库中所藏80车财宝深埋井中，之后在城西北侧破墙打洞率军突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顾问、博士生导师史金波研究员说：“黑水城是西夏时期的一个北部重镇，也是连接河套地区和中亚地区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蒙古时期，成吉思汗的铁骑和西夏军队曾经在这里多次激战。”
在离黑水城不远处有一片枯死的胡杨林，被当地人称作怪树林。据说当年突围出城的黑将军就是在这片树林里与追杀来的敌军遭遇，经过殊死拼杀，黑将军的军队全军覆没……传说这片怪树林就是黑将军和他的将士们不散的阴魂和身躯变成的。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怪树林的传说连同黑将军藏宝的故事被一代代流传了下来。
斗转星移，700年过去了，黑将军的故事始终是个传说，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这个故事却引来了一批又一批贪婪之徒，科兹洛夫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年来到额济纳的科兹洛夫在寻找黑水城的遗址时，被当地土尔扈特牧民一次次拒绝。土尔扈特人否认了黑将军的传说，没有人愿意给科兹洛夫带路，也许他们心里清楚：一批批来这里的所谓探险者最终目的就是要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据为己有，这一点在土尔扈特人看来是极不道德的。
据说有备而来的科兹洛夫找到了当地的蒙古王爷达西。达西王爷开始也并不打算告诉他，但是最终让达西王爷动心的是科兹洛夫事先准备好的礼物和俄罗斯驻北京使团转请清政府加封达西的信件。面对诱惑，达西王爷不但为科兹洛夫提供了前往黑水城的路线，而且还加派了向导。科兹洛夫终于来到了梦幻般的黑水城，后来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
疯狂的盗宝贼
据科兹洛夫本人记载，1908年初春，他第一次步入黑水城，在城内的街区、寺庙遗址上很轻易地就挖出了10多箱包括绢质佛画、钱币、妇女用品在内的各种文物。
科兹洛夫把这些文物经蒙古驿站运往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这批文物中那些没有人认识的文字和造型独特的佛像让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地理学会当即做出决定：科兹洛夫探险队放弃原计划深入四川考察的行动，立即返回黑水城，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人力、物力对黑水城展开更大规模的挖掘。
对于俄罗斯地理学会当年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一直从事西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史金波先生这样认为：“当时俄罗斯科学院的专家虽然不懂西夏文，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们作出了一个正确判断，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所以他们命令科兹洛夫返回了黑水城。”
1909年6月，仅用了9天时间就从青海重返黑水城的科兹洛夫，对黑水城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盗掘。
由于在城区内收获不大，科兹洛夫便将目光投向了城外。一座距古城西墙约400米、位于干河床右岸的大佛塔，成为了他首先猎取的目标。当这座佛塔被打开后，科兹洛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无法用金银财宝去衡量的历史博物馆。
据史金波介绍：“塔里面从上到下放满了西夏的文献和文物，有各种文书，世俗的，佛教的，还有佛像、唐卡。科兹洛夫不懂，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在盗宝时比较草率，记录也很不完整。”
正是这座后来被科兹洛夫称之为“伟大的塔”的佛塔内丰富的文物，为之后揭开西夏的历史之谜提供了详实的文献史料，从而也催生了一门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
当年尝到甜头的科兹洛夫，自从发现了“伟大的塔”之后，盗掘行为变得更加野蛮，他几乎见塔就挖。可以这样讲，科兹洛夫疯狂的盗掘，给黑水城和离黑水城不远的同是西夏遗存的绿城后来的考古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由于失去了第一手发掘资料，让许许多多的历史之谜都无法破解。据额济纳旗旅游局的负责人介绍说：“黑水城周围一带，科兹洛夫应该是挖掉了近20座塔。在绿城还有其他地方，他应该是挖掉了30多座塔。科兹洛夫把黑水城周围70%～80%的塔都毁掉了！”
从1909年6月12日开始，经过9天的掠夺式挖掘后，科兹洛夫怀着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带着从数量上到质量上都比第一次挖掘更为丰厚的文物、文献悄悄地离开了黑水城。
据说科兹洛夫当年除了把能够运走的文物运走外，一些大件文物不便运走的都就近埋在了古城的周围，但是究竟埋在什么位置，埋了多少，至今还是个谜。史金波说：“科兹洛夫挖掘了很多东西，现在根据他的日记记载来看，大部分文物他当时就带走了，还有一部分文物属于不能带走的大件，比如泥塑像，被他埋在了黑水城的南墙根。1926年，科兹洛夫又来到了黑水城，这些文物他是不是拿走了，就不得而知了。”
由此可见，科兹洛夫一生中应该是3次涉足黑水城，前两次有明确记载，那么第三次他又是受谁的指使为何而来的呢？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在有关他的所有记载里人们没有发现答案。也许，这是科兹洛夫的个人行为。对于科兹洛夫来说，黑水城应该是他一生中最抹不去的记忆。
失踪的骨骸
据当年俄罗斯地理学会记载，在1909年的那次挖掘中，科兹洛夫还在被他称为“伟大的塔”的塔内发现了一具坐姿骨骸。骨骸被运回俄罗斯后，经鉴定为女性。之后，随着俄方考古人员对黑水城文物的逐步破译，一位汉学家发表文章说，这副骨骸是西夏第五代帝王李文孝的皇后罗氏，她极有可能在宫廷争斗中落败并被发配到黑水城，死后就葬在了那座塔里。塔内发现的文物、文献应该是这个女人的私人藏品。
对此，史金波提出了不同见解：“作为一个皇后，她是怎样到了黑水城的，历史上没有记载。说骨骸是罗氏的，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
说法也好，争论也罢，这都是后话。可惜的是，这具保存在前苏联科学院内的骨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神秘地丢失了，这给西夏学研究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来自黑水城的文物在俄罗斯存放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因为没有人识别西夏文，俄罗斯人并不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转机出现在1909年，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伊凤阁教授在成堆杂乱的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一本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本西夏人和汉人相互对照学习语言文字的工具书。《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出现，无疑成了一把打开西夏历史之谜的钥匙。至此，俄罗斯的学者们才明白，原来科兹洛夫用骆驼驮来的是中国西夏王朝190年的历史。
史金波说：“黑水城所发掘出来的这些历史文献数量很大，而且基本上集中在一个朝代，完整的版本很多。它的文献大部分是用西夏文写的，对研究西夏王朝，甚至与西夏同一时期的宋、辽、金，还有元代，都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科兹洛夫因为黑水城文物的挖掘而声闻海内外，他从此在考古界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当年，科兹洛夫曾经在沙皇居住的夏宫向尼古拉二世用幻灯片展示了他在黑水城的发现，尔后又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首次向世人展出了他的战果。
就在这次展示中，一位美国人被深深吸引了，他就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华尔纳。离开圣彼得堡的华尔纳，1923年冬天急不可耐地沿着科兹洛夫走过的路线来到黑水城，华尔纳的运气远不如科兹洛夫，古城内外几乎处处都能看到科兹洛夫挖掘过的痕迹。愤怒的华尔纳大骂科兹洛夫和后来也到过黑水城、曾经盗窃过大量敦煌文物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是“两头野猪，把这里啃得一干二净”。失望的华尔纳最后只带着几个破损的陶罐离开了黑水城，之后在敦煌重演了和斯坦因一样的盗宝丑剧。继华尔纳之后，日本人也介入了对黑水城的文物掠夺。
千年的时光弹指间就流逝了。黑水城在荒漠里沉默着，无语地诉说着沧桑的历史。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贪婪的欲望，中国西夏王朝190年的历史被列强的走卒盗走了，此事给西夏学研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成了诸多西夏研究学者和社会各界心头永远的痛楚。
发掘黑水城
当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然而只有西夏，他多次御驾亲征却未能征服，后来在征服西夏后竟然身死。此后蒙古铁骑横扫西夏全境，西夏文化近乎消亡。元代人编修了《宋史》、《辽史》，却没有编修西夏史。然而，一座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近千年的遗址――黑水城，却弥补了这个遗憾，让西夏文明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专家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特别是1983年～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先后两次、历时3个多月对千疮百孔的黑水城做了首次全面的发掘考察。黑水城的神秘面纱逐步被掀开，它的历史面目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史金波先生一直关注着黑水城的发掘工作，他说：“他们在这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发掘，把黑水城的街区、道路、寺庙遗址都进行了清理，清理面积达到1100多平方米，清理遗址280多处。”
通过这两次发掘考察，考古专家们弄清了黑水城的地层关系和城市布局情况，发现了大量文书和文物，文书中有汉文、西夏文、蒙古文、藏文、古阿拉伯文等各种民族文字，总计编号达3000余号，并且将汉文文书中主要部分整理编辑成《黑城出土文书�9�9汉文文书卷》公开出版发行，为研究黑水城以及西夏、元代社会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通过出土的西夏文字典籍，人们解读了西夏文，黑水城也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蒙古考古队在对黑水城的两次挖掘中，共清理出西夏文献3000多页，但是大多数文献以残页为主，这和当年科兹洛夫掠走的文献相比，无法同日而语。
记者在内蒙古文物部门看到了一件黑水城出土的文献，文献已经残缺不全，它被精心装裱后，那些断断续续的文字无言地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也让每一个看到它的炎黄子孙痛心疾首。
黑水城附近还分布着许多与它同时代的文化遗址。有成片的村落，有独立的农舍，有佛教建筑。由于风沙侵蚀，有不少遗址被深埋沙中，有的近年来又从沙中暴露。196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曾经从沙包中发掘清理出一座新露头的庙宇，发现了一批元代工匠们的杰作――彩塑佛像。
丰富的历史文献
据专家介绍，黑水城文献以西夏文文献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90%；汉文文献次之，不足10%；也有零星的藏文、蒙古文、回鹘文文献。
西夏文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可分为5类：
一是语言文字类。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有关西夏文的字典、辞书、语音表等资料，如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释西夏文字形、音、义的韵书《文海》，西夏文字书《音同》等，对于研究西夏文无疑是至为珍贵的资料。
二是历史法律类。西夏王朝有着完备的法律体系，然而汉文史料失于记载，黑水城西夏文献中却保存着多种西夏文法律文献，最为著名的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部法典原为２０卷，今存19卷1300多页，是我国古代继印行《宋刑统》后又一部公开刻印颁行的王朝法典，也是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它吸收了唐律宋律的精华，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非常接近现代法律条文形式。
三是文学类。西夏文学作品传世极少，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诗歌的写本和刻本，保存有数十首诗歌，反映了西夏诗歌的艺术成就。西夏文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保存有大量多种类型的西夏谚语，以醇厚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风情与党项族羌族的民族伦理、道德观念。
四是古籍译文类。西夏统治者积极借鉴中原文化，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孙子兵法》、《孝经》等。特别是唐代于立政编撰的类书《类林》，失传已久，敦煌文献中只存零篇断简，而在西夏文刻本则保存完整，通过翻译整理补充，这一失传千载的古籍重现原貌。
五是佛教经典类。西夏统治者信奉佛法，在境内大力推行佛教，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翻译抄刻佛经。这些佛教经典有的译自汉文大藏经，也有自己编纂的文献，是研究西夏佛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西夏王朝重视刻印事业，政府机构专门设置刻字司，黑水城文献中即有刻字司的作品。西夏文佛经里的版画刀法娴熟，印制精美，场面恢弘，风格独特。西夏文文献版式多种多样，规格不一，大的盈尺，小的寸余。其装祯方式有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书籍装祯艺术发展演变的历史。
近代西方探险队依据黑将军的传说多次来黑水城遗址探宝，从这里掠夺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和重要典籍。他们的行径也被他们的同族所不齿。英国彼得�9�9霍普利先生所著的《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一书就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文化强盗劫掠我国文化珍宝的历史，书中写道：“这些人对于自己所从事的盗窃行为，反而感到心安理得，毫无愧色。这些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者盗走西夏文物壁画、手稿、塑像、铸像和其他珍宝，总数可以以吨计算。这些西夏珍贵文物至少分散在世界上13个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里。”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有不少学者呼吁通过外交手段索回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西夏文献，目前看来这只能是以个海市蜃楼般的幻想。
目光投向海外
在西夏学的研究方面，一直又一个奇特现象，这就是西夏遗址在国内，西夏学研究在国外。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就是国内西夏学学者缺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那么，黑水城到底丢失了什么？这是留给国内几代西夏学者的一个悬念。1963年，前苏联出版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一书，公布了科兹洛夫劫走的部分西夏文献目录，计有佛经345种，政治、法律、军事、语文学、医卜、历法等著作60多种，合计405种。
史金波有一个心愿，就是把俄藏西夏文献整理出版，为此，有关学者们决定去俄罗斯。史金波说：“通过前苏联专家整理出版的黑水城文献的目录，我们了解到俄罗斯有哪些从黑水城盗走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清楚。目录之外还有哪些东西，我们九羹不清楚了。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了解、考察的东西。这是我们区俄罗斯的重要目的。”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当中国西夏学者第一次站在金碧辉煌的东方研究所内，站在黑水城被盗文物与文献面前时，他们的心颤栗了！
就当时的感受，史金波有过这样的描述，好像穿越了时空隧道一下子进入了西夏时代，眼前是一幅完整而又生动的西夏历史画卷。高大的书架上，依然透着黄沙气息的西夏文物，仿佛向来自故乡的亲人们倾诉着许多年来对故乡的思念，悠扬的西夏乐曲，独特的西夏语言和低沉的诵经声，仿佛就萦绕在学者们的耳边，久久不能消逝。
史金波深有感触地说：“每一个从事西夏学研究的人，都非常希望看到这批珍贵的文献。当我有幸看到这些西夏文献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久已向往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死也瞑目了！”
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有西夏文文献8000多个编号，其中有不同版本的佛经近千种。文献中有党项人编纂的中国最早的双节语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有我国中古时期唯一保留原件的内容丰富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有以韵为序、将所有西夏文字按韵排列，并对每个字型、字义和字音都作了注释的《文海宝秘》；有全面记载西夏自然、社会的类书和西夏军事法典等重要文献。
这还不是它的全部，在距离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不远处同一条街上的圣彼得堡博物馆内，同样藏有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时期的雕塑、壁画、唐卡、绘画等珍贵文物。
在这些文物中，放置在馆内首要位置的是一尊彩塑双头佛，它非常精致，是佛教中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史金波说：“这种双头佛像，在印度的佛经中有记载。传说有两个穷人，他们都想请一个画家来画佛像，但是又没有钱，结果这个画家就画了一幅双头佛像。除了这个记载，我们所知道的双头佛像作品，只有黑水城出土的这一件，所以它非常珍贵。”
当来自故乡的学者们伴随着他人警惕的目光走近这些成就于中国大地上的灿烂文化时，一种揪心的酸楚感让他们近乎窒息。把俄藏全部西夏文物整理出版，弥补中国历史的缺憾，使在场每一个中国西夏学者的梦想。
史金波担任《俄藏黑水城文献》主编一职，他表示：“这些西夏文献流失在国外，我们专业研究工作者心情是非常沉痛的，就像我们的敦煌文献流失到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一样，我们要看这些东西，还要不远万里花钱坐飞机跑道外国去看，你想我们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药吧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这个事情做好。”
抢救西夏文献
1992年，史金波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与俄方接洽，联系出版事宜，经过反复磋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同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整理出版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珍藏的全部西夏文献，合作协议于1993年达成。
从1993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史金波等4人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专家4次赴俄罗斯，对俄藏西夏文献进行整理和拍摄。
此时的中国学者们心里清楚，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有利用有限的时间和难得的机遇，全力以赴地完成好这项历史工程。
面对着一件件西夏文献，史金波感慨万千，他说：“我们接触西夏文献遗产，是在阅读西夏的历史和文化。每天工作完以后，一看到我们身上还有黑水城七八百年前的沙子，我们都感慨万端，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享受！”
在前后4次累积约1年的时间里，专家学者们整理登记、拍摄了差不多3/4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这些大概都是极有价值的精品。截止目前，史金波他们已经编辑出版了11册《俄藏黑水城文献》，其他的文献仍然在整理、编辑过程中。
《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圆了中国几代西夏学学者的梦，它成了中国学者研究西夏历史的可靠依据。这对填补历史的空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久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宁夏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在北京签订了合作编纂出版《英藏黑水城文献》的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类似的《俄藏黑水城文献》11册，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积累了成熟的编辑经验。
英藏黑水城文献是近700年以前以西夏文为主体的写本和刻本，是关于宋夏元时期宗教、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第一手资料，总量4000多件，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1914年从黑水城遗址所劫取，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近年来，宁夏学者对这批材料进行了考订研究，基本完成了识别和定题工作。此项目得到了大英图书馆授权，由宁夏和国家民委提供出版资助，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协助编纂并实施出版，在2004年底以前完成。《英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是继《俄藏黑水城文献》之后最大宗的海外西夏文文献以出版形式的回归。
魅力黑水城
黑水城是西夏北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曾经是一片绿洲，是一个牛羊成群、五谷飘香的好地方。至今历史上留下的条条古渠，块块农田，还有成了残垣断壁的座座村庄，似乎都在顽强地显示着它曾经有过的繁荣。
然而眼前的景象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这里的辉煌逝去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的水断了，人散了，地荒了，黑水城变成了一座死城？
如今，黑水城又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的目光，成了人们向往的神秘地方。随着对黑水城遗址的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和修复，这里已经成为魅力独具的旅游胜地。

关于契丹语和西夏语

有。
俄罗斯是世界西夏学中心之一，自不待言，日本英国也有很多成果，目前中国从事西夏语研究的学者也有不少，比如李文范先生，龚煌城先生，孙宏开先生。
契丹语,也有不少，比如孙伯君与聂鸿音的《契丹语研究》。刘浦江先生编过一份《二十世纪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论著目录》，相当全，但长度超限制了贴不上来。
这两种语言听上去历史悠久且所使的民族作为独立体已消亡，但当时留下了大量文献，尤其还有一些与汉文对照的双语辞书，如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这些为后世西夏语和契丹语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共有7000多种语言。

世界语言分为9大语系，分别是汉藏语系（亚洲东南部）、印欧语系（欧洲、亚洲、美洲）、乌拉尔语系（乌拉尔山脉北部地区）、阿尔泰语系（巴尔干半岛、亚洲中北、蒙古、俄边界、中国）、闪-含语系（北非、西亚）、高加索语系（高加索山脉）、达罗毗荼语系（印度南部、东南部）、马来-波利尼亚语系（即南岛语系，在东南亚和大洋洲）、南亚语系（亚洲南部）。

1、印欧语系

印欧语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系。

2、汉藏语系

汉藏语系分布于中国及东南亚地区，是仅次于印欧语系的第二大语系，在使用人数上居世界第一，使用人口在15亿人以上。

3、闪含语系

闪含语系全称闪米特-含语系（Semito-Hamitic family），是分布于北非和西亚地区的一个主要语系。

4、乌拉尔语系

乌拉尔语系是分布于从斯堪的纳维亚往东经乌拉尔山脉到亚洲西北部地区的语系

5、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语系的使用人口约为2.5亿以上，该语系主要集中于中亚，北亚，西亚，东亚和欧洲的湿润和半湿润寒温带针叶林和草原的交界地带

6、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

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是一个位于阿拉斯加、加拿大北部、努纳维克、努纳武特、格陵兰岛、西伯利亚东部楚科奇半岛的语系。该语系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爱斯基摩语族、阿留申语族

7、非洲语言

（1）尼日利亚—刚果语系

（2）科依桑语系

（3）尼罗—撒哈拉语系

8、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

主要语言有：马尔加什语、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他加禄语（菲律宾）、高山族语、夏威夷语、毛利语（新西兰）和太平洋岛上的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语言。

9、其他语言

此外还有一些语系，如大洋洲的密克罗尼西亚语系、德拉维达语系以及一些印第安语系。世界上有些语言，从谱系上看，不属于任何语系，如日语、苏美尔语、巴斯克语、阿伊努语、琉球语、布鲁夏斯基语等

扩展资料

此前，新西兰学者昆廷·阿特金森研究称，人类语言可能全部起源于非洲西南部地区，时间大约在15万年前洞穴艺术开始阶段。

这种判断的依据是非洲各地方言往往含有的音素较多，而南美洲和太平洋热带岛屿上的语言所含音素较少；一些非洲方言音素超过100个，而夏威夷当地土语音素仅13个，英语的音素46个。一种语言离非洲越远，它所使用的音素就越少。

但随后，有中国学者对此表示质疑，并提出如果全世界的语言有一个扩散中心的话，不应该在非洲，而是最可能出现在亚洲，精确地说，是在里海南岸。

参考资料：人民网 - 语言是怎么来的

现在说人是柳下惠到底是褒仪还是贬仪

专门为阅读古籍及古代文史研究的工具书《辞源》“坐怀不乱”解释：“传说，春秋时鲁国柳下惠夜宿郭门，遇到一个没有住处的女子，怕她受冻，抱住她，用衣裹住，坐了一夜，没有发生非礼行为。见《荀子·大略》。后借以形容男女相处而不发生不正常的关系。”[1]
这一表述如果从遣词造句来看，与《荀子·大略》相去较远。目前流行的看法是来自元人胡炳文（1250～1333）的《纯正蒙求》，其书卷上《夫妇之伦》“鲁人闭门，颜叔秉烛”句下自注，有云：“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郭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鲁有独处室者，邻有嫠妇。夜暴风雨，室坏，趋而托之。”[2]其后，元明之际陶宗仪（1329～?1421）的《辍耕录》卷四《不乱附妾》因袭这一表述：“夫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晓不为乱。” ——由此，怀疑论者提出，“坐怀不乱”是“到了1000多年后的元代，才有了故事细节”。
然而，这一表述是不是“坐怀不乱”作为成语典故的最早出处呢？
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妪不逮门之女”，明显的特征是经历了一个“形象重塑”的历程。这个过程发端于对两性关系的想象，具体地说，是对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之际两性关系的想象。勿庸置疑，在这种想象中，柳下惠应该是一个道德自制力非常强的“贞男”。有了汉代以来的形象重塑作为基础，柳下惠坐怀不乱也更多地进入类书或具有类书性质的蒙学、劝世读物、文人笔记等，“坐怀不乱”得到了情节细化，有了完整的表述，作为一个具有教化功能的“典故”开始定型。这一过程至迟发生在唐代初期，我们可以从古代类书中探其踪迹。
在传统类书的表达中，柳下惠坐怀不乱的相关记述较少，如唐代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类书《太平御览》等，涉及柳下惠的记载，均与坐怀不乱关系不大。宋代类书《册府元龟》卷六百六十一《奉使部·守节》、卷七百六十九《总录部·自述》、卷八百三十《总录部·论议第二》的引述与之相关，卷七百八十一《总录部·节操》对《诗·小雅·巷伯篇》毛亨传鲁男子的文字有完整的转录。
但是，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统表达与后世相比，从语言措词和情节描绘，都有明显的差别，不能确定为坐怀不乱作为典故开始定型的出处。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借助新资料的发现。二十世纪新发现的黑水城类书文献《类林》、敦煌类书文献《语对》，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最终使这一问题获得定谳。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彼得堡分所藏西夏时代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类林》，是沙俄军队上校、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科兹洛夫（P•K•Kozlov）率领的探险队于1909年在内蒙古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发现的，其汉文原本是唐代于立政（627～679）编撰的一部私家类书，今人王三庆认为成于唐显庆元年至乾封元年间（656～666）。
《类林》作为最古老的一派类书，近一个世纪以来相继发现了多种抄本，如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敦煌伯二六三五号残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彼得堡分所藏敦煌九七零、六一一六号残卷；或改编过的抄本，如日本真福寺所藏《琱玉集》残卷、日本高山寺藏无名类书残卷、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斯二零七二号残卷，以及金代王朋寿编《增广分门类林杂说》（近人刘承干刊《嘉业堂丛书》本）等，但相对最为完整的本子则是西夏文本，编号为一二五——一三一、二六二五、六四四四、六六八六。“西夏译《类林》为刻本，纸高二十五公分，阔十五•五公分，版框高十八•四公分，阔十二•七公分，分卷蝴蝶装，每半页七行，行十五至十七字不等，版心上部有西夏文书题‘类林’二字，卷三、卷四、卷七之后有西夏年款‘乾佑十二年所刻’，据此可以知道刊行年份是宋淳熙八年（一一八一）。”[3]经过中外学者如前苏联西夏学家克萍、中国学者史金波等人的研究，《类林》复原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史金波等著《类林研究》代表了该项研究的最新成果，使这一私家类书重光于世。但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记述，它本皆佚，仅见于西夏文本。弥足珍贵。西夏文《类林》卷第六《贞洁篇》关于柳下惠的记述见于刻本第六页A、B面，共六行，汉文对译如后（“/”表示折行；“<>”表示无法用汉语对应的虚词）：
柳下惠姓氏尹名禽谓鲁国人是远行/
<>往夜下城外后<>宿立便一女小/
来共一处<>住此夜寒苦故尹禽女小/
<>冻而死恐怀中<>坐令衣以包盖天/
晓上至亦礼非不行周朝人是此事史/
记文中说[4]
由于西夏语特有的语法特点，研究者又对上引对译文进行了通译：
柳下惠姓尹名禽，鲁国人也。出远行，夜宿城门之下，忽一少女至，共居一处。是夜苦寒，尹禽恐少女冻杀，乃使坐怀中，以衣覆之至旦，而不行非礼。周时人。此事《史记》中说。[5]
正如类林的汉译者已经指出的，“‘尹’为‘展’字形讹”[6]，所谓的“姓氏尹名禽”、“姓尹名禽”，当然是“姓氏展名禽”“姓展名禽”之讹。显然，这个描述与其前的各种官方类书无直接关系。从其汉文译文来看，柳下惠坐怀不乱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情节。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类林》的作者似乎不大因袭前人的成文，而是习惯于用自己的语言转述史实。研究者指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于立政引用古书的原则大概是重事而不重文，如果取原引书和《类林》对校，就可以发现大量的语句乃至内容的歧异。这显然说明于立政并没有如实照录古书，而可能是仅记下故事的梗概，甚至把整则故事都重新编排后再转述出来。由此可以推想到，作者最初的目的并不一定是要编书，而大约是在读书时随手记下自己认为合用的材料，想逐渐形成一份典故汇编，以备日后翻检方便。久而久之，故事积累得多了，作者便想到把它们分门别类，统一抄录，于是成了《类林》这样一部书。”[7]如此说来，《类林》应该是“坐怀不乱”定型化的重要节目。那么，坐怀不乱的定型，自可追溯到《类林》成书的唐代初年。但是，作为经过两次转译（汉文—西夏文—汉文）的文献，也难保不会丢失原始信息，况且，上述汉文译文也难免会受到后世传世文献的影响，因此，特别是在遣词造句上，我们已经无法看到《类林》汉文原文对柳下惠坐怀不乱的表述与后世其他文本的传承关系。这个问题要到敦煌文献里去求得解决。
英国、法国藏中晚唐时代敦煌汉文文献《语对》，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AurelStein1862～1943）、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分别从敦煌发现并取得的古类书，原书失名，台北王三庆先生研究后命名为《语对》，并论定其创作时间约在唐神龙至景云年间（705～710）。[8]
作为古类书的一种，《语对》不见于流传，仅见于敦煌文书，同为一书的抄件有：斯七九、伯四六三六、伯二五二四、斯二五八八、斯七八、伯四八七○。其中斯二五八八、伯四八七○、伯四六三六与斯七九属同一写本，而今断裂为四，分藏于巴黎、伦敦两地，此一系列可视为原本，其中伯四六三六与斯七九可直接拼合。伯二五二四与斯七八分别为其后不同的抄本。《语对》形式为分类记事，条目用大字，记事用双行小字。
敦煌文献《语对》保存柳下惠坐怀不乱事迹的，是斯七九号、伯二五二四号文书。斯七九号文书存三纸余粘合成卷，“‘贞男’类一行，其‘颜叔子’起至‘宋弘’共四辞条，又逢纸张接缝，共计十七行。最后一纸则有‘宋弘’条下注文一行，类隔间距一行。”[9]四个辞条依次为颜叔子、柳下惠、杨秉、宋弘，其中柳下惠一条是：
柳下惠：姓展，名禽，鲁人也。夜归不及舍，郭门宿。又有女子来同。时大寒，坐女怀中，以衣覆之，至晓，不为淫乱。[10]
《语对》把颜叔子、柳下惠、杨秉、宋弘并列为“贞男”，与此前的《类林》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
伯二五二四号文书是据前一文书的抄录本，因此其《贞男》部类亦有载录，只是文字有节略之处。但关于柳下惠的一段，文字完全相同，说明过录过程中未作改易，亦未发生错讹。
可以发现，敦煌文书的这段文字，对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场景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其中的关键词句，就会发现后世作为恒言成语的“坐怀不乱”已经完全置身其中。试看其文（为引用者所加）：
时大寒，坐女怀中，以衣覆之，至晓，不为淫乱。
应该说，这是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明确定型。至此，柳下惠覆寒女的行动彻底完成了由“不称其乱”到“不为淫乱”的实质转变。
其实，前人的描述中已经有了这个场景的主要元素，试与先秦至西汉时期的表述进行比较，如：“门”（《荀子·大略》）、“后门”（《孔子家语·好生》、《诗·巷伯》毛亨传）——“郭门”；“寒”——“大寒”；“覆寒女”（《列女传·齐虞威姬》）——“以衣覆之”；等等。[11]只是“不称其乱”（《孔子家语·好生》、《诗·巷伯》毛亨传）更明确变成了“不为淫乱”。另外，王三庆先生指出，《语对》的渊源可能来自《类林》，虽然《类林》的汉文原本已经佚失，我们如果核对一下，自然发现《语对》一定沿袭了《类林》的文字。
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类林》的翻译刊刻，其时是在西夏乾佑十二年，亦即宋淳熙八年（1181），说明该书此时在中土流行正广。西夏王朝是党项羌族于唐以后在中国西北崛起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1038～1227），国号大夏，世称西夏，先后同北宋、南宋、辽、金对峙，灭于蒙古帝国。西夏王朝在汉藏文化影响下，创立了独特而发达的西夏文化。西夏文文献中出现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记载，本身还说明这一圣贤事迹进入了少数民族文化领域，与西夏王朝提倡儒学息息相关。这也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到了金代，《类林》又有新的增补，以《增广分门类林杂说》的名目出现。元代胡炳文的《纯正蒙求》一书，完全是因袭《类林》、《语对》“坐怀不乱”的记述。可见，并不是文献怀疑论者想象的那样，“坐怀不乱”是“到了1000多年后的元代，才有了故事细节”，而是唐代初期已经定型，后世更以四字定格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广为流传的典故。随着这一定型，“坐怀不乱”这一典故从字面上彻底淹没了原初的意义，由一个勇于救人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两性关系的楷模，并为后世所接受。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或“坐怀不乱”的事实真相呢？如果既不“求之过深”也不“过度阐释”，柳下惠的举动其实可以一言以蔽之：救人。这一行动本来是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值得赞赏的行动，具有普世价值。但是，这件事情是一个在“非常条件”下“救人”的举动，不幸被贴上“不乱”的标签，从而引发了后世各种不经的猜测和议论。
收束全文，我的结论是：柳下惠坐怀不乱最早的出处，可以追溯到初年已经孟子之前已经成型的《孔子家语》一书。其后，《孟子》、《荀子》的记载也与此有关。汉代开始，柳下惠坐怀不乱经历了一个形象重塑和内涵转换的过程，至少在唐代初期，成为与今天的讲述完全一致的“典故”而广泛传播。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事迹，成为近三千年来脍炙人口的道德故事。在近三千年的传播与演进过程中，“妪不逮门之女”演化成“坐怀不乱”，是语言表达的简洁化，这一简洁化掩盖了背后的历史真相，但是“坐怀不乱”作为一个史实是勿庸置疑的，并不是象本文开头提及的质疑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流传了上千年的美丽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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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辞源》缩印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23页。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关于“坐怀不乱”的解释，也是这个意思：“形容男子在两性关系上品格高尚。”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页。《现代成语词典》解释为：乱，淫乱。“坐怀不乱”后指心地纯粹清白的人在男女关系上，光明正大。
[2]元·胡炳文《纯正蒙求》卷上《夫妇之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著《类林研究》“前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4]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著《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5]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著《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6]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著《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7]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著《类林研究》“前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8]王三庆：《敦煌本古类书语对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并可参看氏撰《“古类书”伯二五二四号及其复抄写卷之研究》，载《敦煌学》第9辑，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敦煌学会1985年版，第63～81页。
[9]王三庆：《敦煌本古类书语对研究》第一章《敦煌本古类书—语对—伯二五二四号及其复本写卷之研究》第二节《“语对”伯二五二四号及其复本写卷之研究》，第7页。
[10]均依据王三庆的释文，并据图版对标点略有调整。参看氏著《敦煌本古类书语对研究》“校笺篇”，第页。原文四条，不分段。另外二条，斯七九“杨秉”条：“宋弘”条：另可参看见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11]这个定型的过程还可能对《吕氏春秋》有所取资。《吕氏春秋·恃君览·长利篇》记述了一件墨家弟子戎夷的事迹，似乎对“坐怀不乱”的细节化起了一定作用：“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恶能与国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叹曰：‘嗟乎！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全世界为什么语言不统一？

一般来说，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语言不能够统一。保护民族语言和抢救濒危语言就是为了保护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各民族成员的平等权利。

汉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法语是世界上的主要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汉语是全球母语人口最多的语言，英语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个概念，往往是先有语言，后产生文字。

语言的死亡通常有两种方式：

1、说这种语言的人消失了；

2、说这种语言的人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转而使用另一种语言。

过去200年间，殖民主义是最大的破坏者，欧洲殖民者在澳大利亚消灭了150多种土著语言，在北美扫荡了300多种土著语言；是全球化，经济和社会压力逼迫人们从村庄搬到城市，他们的母语时时处在强势语言的压制之下。

以非洲为例，除了阿拉伯语（那是因为使用地域广阔，不易被消灭）和其他零星的当地语言之外，其余国家基本都以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欧洲语言为官方语言，尽管非洲东部仍有许多国家有以当地语言为官方语言的，大多也和欧洲语言同为官方语言。

西夏文字之谜

西夏文
中国古代西夏党项羌族使用的文字。11世纪西夏主李元昊称帝，在大庆元年（1036）颁布西夏文，命野利仁荣加以演绎。其间西夏文与汉文并用。西夏国灭亡（1227）后，党项后裔仍有人使用。元代居庸关石刻，明代中叶保定石幢均有西夏文。以后湮没，成为一种死文字。字体仿汉文楷书。但无一字与汉文相同。此外，尚有篆字、草字，共有6000余字。每字由一至数个小方块字素构成，分左、右、上、下、中等块，每字均有含义。会意字占大多数，形声字很少，对转字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