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中专学籍卡(重庆中专学校排名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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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高考结束后重庆中专学籍卡，杨登科收到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机电系的录取通知书。至此重庆中专学籍卡，他总算是松了口气，想着读完三年专科就能给分个工作，不管怎么样，能考上大学总算是解决了家里的一件大事。

随着录取通知书一起寄来的，还有入学须知。

杨登科仔细研究了一下上面的内容，在7月的某一天去乡政府办理户籍迁移手续，他想早些把手续都办好，这样等到开学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匆忙了。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竟然说他是假的“杨登科”！

杨登科大吃一惊，连忙问工作人员到底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说，“杨登科”的档案早在1999年8月就已经转走了，转到了延安市农业学校。

这是怎么回事？

杨登科真的是一头雾水，他当然也知道延安市农业学校，这是一所中专，三年前他还曾经在初中会考后填报过这所学校。

1999年，杨登科从延安吴旗县（后改为吴起县）楼坊坪初级中学毕业后参加了全省会考，杨登科心里虽然有些忐忑，但还是觉得自己是有几分把握考上中专。

杨登科是吴起县白豹镇杨洼沟门村人，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家里一共有七个孩子，杨登科是最小的。

这样的家庭经济压力可想而知，所以杨登科一心想要读中专，这样他可以早日参加工作。

令杨登科失望的是，他并没有收到中专的录取通知书。那么，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

他和父母商量了一下，觉得只有继续读书才能有条出路，所以就到吴起县中学读了高中,为此家里还花费了1800元钱。

在此期间，杨登科学习非常努力，他寄望于考学习改变自己和家庭，曾经被评为优秀学生，还担任了学生干部。

高中毕业后，杨登科考上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机电系（全日制大专），这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当杨登科被告知自己的档案已经转走之后，一时不知所措，他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顺利上大专，所以只能不断央求工作人员帮助他解决此事。

后来，他回到村里找村领导开具证明，重新上了户口，然后去读了大专。

2005年7月，杨登科顺利地从大专毕业，当他拿着自己的资料到县人事局报到的时候，却发现由于自己初中学籍档案缺失无法安排工作，而且已经有一位“杨登科”参加了工作。

在杨登科的要求下，工作人员打开了“杨登科”的档案，杨登科发现，这份档案里的照片、姓名以及户口信息都是属于自己的。

此时，杨登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1999年初中毕业的时候其实是考上了延安农业学校的，但是当时有人向他隐瞒了这件事，并且顶替他上了学。

杨登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对方到底凭什么顶替了他？他开始到处了解情况，想要找到当年的真相。

杨登科初中就读于楼坊坪初级中学，这个学校距离他家有三十多里地，来回读书全靠走路。那时候的录取通知书大都是邮寄到学校、乡政府、村镇的邮局，由于当时管理松散，要冒领邮件并不是一件难事。

除此之外，杨登科找到了一些这位“杨登科”的信息，此人原名黄世权，年纪和他差不多大，是甘肃省华池县紫坊乡川坢黄庄村人，这个地方距离杨登科生活的村庄不到十公里。

黄世权在顶替了杨登科的身份后，在2006年6月，他又到公安部门以幼年被过继给舅舅家顶门为由，申请户籍改姓，由“杨登科”改为了“黄登科”。

从2002年到2018年，黄登科一路顺风顺水，在2007年还成为了吴起县洛源镇政府副镇长（后为吴起县城镇街道办副主任，副科级），家里也有车有房，家族名下还有产业，经营着罐车、铲车，还开了一个加油站。

县人事局因为杨登科提交的档案不全，所以拒绝将他的档案放进人才交流库，每次县里招招工、安置工作，都没有杨登科的份。

他始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铁饭碗”，只有四处打工。

杨登科认为，自己的人生在被冒名顶替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彻底改变。

他对此感到愤懑不平，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他就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黄登科，但是他也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想要的结果。

直到2018年7月，黄登科因为涉嫌违纪被立案调查，次月就被双开。

黄登科被处理后，杨登科并不满意，因为迄今为止他都没有得到过一个正式的道歉，而且这些年中，因为他执着地想要查找当年的真相，还被黄登科及其家人数次威胁。

2018年10月，杨登科将黄登科父子俩以及相关单位告上法院，要求被告不但要赔礼道歉，还要求了经济赔偿共计183万余元。第二年3月，吴起县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于2019年8月19日开庭审理。

杨登科起诉了多个单位，包括原延安农业学校、吴起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人社局、白豹镇政府、白豹镇王砭村委会等6家单位。

他认为，黄登科父子能够成功顶替，一定有许多人参与其中，而这些人都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

“一个外乡人，如果没有本地人从中帮忙，打通环节暗箱操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在他多年来的举报过程中，相关部门不理不睬，不但没有履行职责，还给他造成了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

自从杨登科知道自己被顶替的事之后，就一直没有和黄登科见过面，黄登科曾经说他是因为自己当了镇领导才找他要赔偿。

但是杨登科从2005年就开始举报此事，而黄登科是2007年才当上副镇长。而且，黄登科原名黄世权，是在2006年6月才找了个借口改名为黄登科。

2005年7月，也就是杨登科知道自己被顶替的事之后，曾经给黄登科打过电话，但是黄登科并没有给予他正面回复，而且态度越来越恶劣。

黄登科声称学籍是家人当年与杨登科的家人以3000元买来的，自己年纪小根本不知情，但是杨登科认为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2003年，“黄登科”把在甘肃的户籍信息全部以死亡注销，从2003年到2007年他就是个黑户，2007年他当上副镇长时才重新上了新户口。

后来，由于杨登科不断上访申诉，黄登科通过中间人向杨登科表示，可以拿出30到50万元来解决此事，几次沟通都没能达成一致，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漫长的申诉路上，杨登科跑遍了自己能想到和找到的部门，先后去过北京超过10次，十多年来，花费了起码三四十万元。

他的父母对于此事其实并不赞同，2016年，杨登科的父亲因为患上胃癌去世，在他临终之前，还因为杨登科被冒名顶替的事而放心不下，他告诉杨登科，别再告了。

在2006年到2010年之间，黄登科的父亲曾经多次开着铲车去威胁杨登科的父亲，所以他一直非常担心杨登科的人身安全。

杨登科的婚姻，也毁在了这场漫长的官司上，他在上大专的时候认识了自己的前妻，两人在2008年结婚。

在两人婚后，杨登科没有正式工作，四处举报也花了三四十万元，家里条件又不好，双方都有老人要赡养，妻子劝说他别告了，好好过日子，杨登科并不愿意。

2012年他们终于离了婚，前妻带着孩子一块儿生活。

杨登科始终认为，如果当年自己没有被冒名顶替，那么他应该和许多同学一样，在正规单位里领着不高但是稳定的收入，不用操心自己的退休金，有双休。

但是现在他只能四处打工，不断换工作，他曾经在西安的一台电脑城里卖电脑，也曾经在建筑工地做工人。

后来，杨登科在一家二手车行卖车，一个月3000多块钱的收入只够养活自己。

杨登科已经年近40岁，但是依然要为了生活疲于奔命，他没有家，没有房子，现在也没有谁愿意嫁给他。

对于这一切，杨登科自然十分不甘心他一心想要为自己被改写的人生讨个说法。

尽管举报多年，但是他从未得到过对方的一句道歉。杨登科也在被记者采访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诉求，首先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解决安置。

虽然他提出了183万元的民事赔偿，但他认为这些钱根本无法弥补他这么多年的辛酸和精神损失，更不用说因为此事而离散的家庭。

除此之外，杨登科还想知道，这件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要顶替他上学，涉及档案户籍等关系，这并非一人之力可以做到的，在这件事上到底还有哪些人应该负责呢？

黄登科原籍在甘肃省华池县紫坊乡川坢黄庄村，关于当年自己到底是怎么入学的，黄登科说他并不清楚，而且他能够进入乡镇单位，也并不是由于读了中专后包分配。

在毕业后他也曾外出打工一年多之后才通过正规考试进入了乡镇单位，自己辛辛苦苦奋斗多年，因为一件十几年前自己并不知道的事而被开除，他的人生同样被毁了。

“兢兢业业工作十几年，到头来什么都没了，这件事也把我的一生毁了。”

他说当年家人与杨登科的家人曾经协商过“借用学籍”，最初说好的报酬是1000元，后来对方觉得不够，黄家就又给了2000元。

黄登科也不认为杨登科的就业问题与当年顶替学籍有任何关系，他说之所以杨登科在大专毕业后没有被安排就业，是因为当时他没有通过县上的考试。

黄登科始终认为，是杨登科在得知自己当了镇领导后，才跑来找他索要赔偿。

自2018年8月，此案被立案调查后，工作人员组成了调查组，详细采集了双方的说辞，走访并调查了相关部门。在2020年2月，吴起县法院就此案一审宣判，杨登科的各项诉求都被驳回。

法院审理认为，1999年8月，黄登科的父亲黄耀明和杨登科的父亲杨志安，在中间人的牵线搭桥下达成了一个协议，将当年杨登科考上延安市农业学校的通知书和其他资料都交给黄登科，由黄登科到该学校上学，黄耀明为此分两次支付给杨志安3000元现金。

正是由于黄耀明和杨志安进行了非法买卖学籍档案的行为，所以后来黄登科所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并不是合法利益被侵害。

黄登科这一方买学籍当然是违反了相关招生规定的，但是杨登科一方出卖学籍也同样如此，双方均有过错。

法院认为，杨登科的损失与黄登科的行为并不具备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黄登科的确是在毕业后通过考试才被聘用，并不是由国家直接分配工作。而且，由于学籍非法交易，杨登科也无权获得读取中专并恢复安置工作的政策待遇。

此外，返还档案属于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畴。综上所述，法院在一审中驳回了杨登科的全部诉求。

杨登科对这一判决结果当然很不满意，他坚决否认自己的父亲曾经把学籍卖给黄登科。

他提出自己的父亲早在2016年6月就已经去世，对于是否买卖学籍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证据。

而且他认为，自己当年就是因为家庭负担重，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才选择了包分配工作的中专，家里为什么会反过来把学籍买了。

况且自己当年为了读高中，花了1800元的借读费，家里为何又要以3000元的价格就卖出学籍？

杨登科说：“这个事情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再加上现在经济情况也有限，目前仍在考虑是否上诉。”

衷心希望杨登科被顶替学籍一事，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

-完-

人民日报：《原副镇长曾冒名顶替上中专被双开，受害者索赔183万》

半岛晨报：《男子遭冒名顶替，起诉并索赔183万，法院一审驳回》

澎湃新闻：《匪夷所思！副镇长被指盗用他人户口、录取通知书上中专》

华商在线：《对话学籍被冒名者和顶替者，一个妻离父亡，四处打工讨说法，一个是副科级被双开面临索赔吃官司》

河北青年报：《被冒名顶替 起诉并索赔183万 吴起县法院一审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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